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
在春暖花開，也是學期伊始，回歸上課模式的兵荒馬亂期間，有件不相關，卻讓我思考或許專業史家較少想的方法問題：進行中的歷史研究如何呈現？資料「卡關」的故事如何書寫？
先說這件事。上個月東京舉辦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C組初賽，牽動民眾「挺台灣」的熱情。但由於比賽期間行政院長意外出現觀戰，引爆該行程屬性為何的政治攻防。當時媒體各自站邊，提出「私人行程是否因為當事人是公眾人物，因此該立即公開」與「公務行程是否應該立即全程公布，接受民意檢驗」的兩種質疑。這兩種說法各有所本，也有先例可循，原不複雜；但兩者碴在一起，讓想為民眾釐清問題，說明類似外交方式的學者不知如何下手。
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在案例本身。事實上，科技政策領域裡不乏這類「意在不言中」（tacit understanding）與「明知故問」（rhetorical questioning）的張力。從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STS研究）角度看，即便看似客觀的科學指引與方針，後面都有人為操作的影子。這是科技的社會建構本質，也是為何STS研究權威 Sheila Jasanoff 主張科技與社會「共構」（co-production）的原因。做為政治現象，科技的中立性體現在民主政體（democracy）與其所行使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上。不同政體對那些爭議值得處理，值得放在檯面上談（salience）有不同判斷。討論過程裡利害關係者有不同考量，透過不同場域裡的討論與調整，凝聚成不完美，但大家可以認可的結果。準此，行政院長國外看球的屬性不是不能討論，問題在於相關資料是否需要立即公開。如果該行程有外交目的，事屬機密，就該等其國際效應過後再討論，如果屬私人性質，無涉公務，則無須用寶貴的立法院會期，可用其他管道溝通。輕易以「知的需求」為名將這些默契打破，強用言論公器打亂施政與質詢步調，對民主並無好處。
圖1 Sheila Jasanoff 教授（左）
與她的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專書（右）
對學者來說參與這類討論也有難處。以科技政策來說，事後分析理路不難，甚至一些原屬專家領域的論辯事後也會流出，印證其論點。他們的挑戰來自民眾所謂的「知的需求」。作為公共知識份子，學者提供專業意見責無旁貸。但當他們被急匆匆推上檯面，對不熟悉，進行中，資料不完全的課題評論時，如何恰如其分為人解惑，又保有學術的獨立與嚴謹，不淪為與媒體起舞的「名嘴」，實務上不容易。
以歷史來說，我雖然也處理過去，但不論是研究主題（生醫科技）或者是時間斷限（二十世紀下半葉以降）都非主流，很少想這類問題。但這次事件讓我想到相較偏應用的人文社科領域，比方說政治學或管理學，歷史學的沉潛與超然是特性，但也產生與廣大民眾的溝通隔閡。同樣是說故事，講道理，歷史專業論文固然不好理解，但即便是像「歷史學柑仔店」的普及媒體，不論是筆調與速度也與大家「以古論今」的期待有所落差。以新冠肺炎來說，歷史柑仔店裡雖然有專區，但裡面只有寥寥八篇文章，集中在疫情的前兩年，顯示其困境。
說到底，史家並非不想評論時事，但愛惜羽毛，訴求是長遠的「歷史感」。如傅揚在〈我們與歷史的距離─COVID-19的小啟示〉的反思：「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歷史學者的專業確實無法參與拯救生命，也還不能以較全面、具備時間縱深的視野來回顧和分析這場災難。…但Covid-19及其效應，…，在在說明了一件事：我們與歷史的距離，其實並不遠。歷史學者可以、也應該不厭其煩地強調這點，以增益大家的『歷史意識』或『歷史感』，讓我們更自覺地省視歷史是什麼、有何價值，並期望在未來可以真誠、切實地書寫這段過程」。對此感觸，我也深有同感。
關於資料與論述的操作困境，我在〈從書寫者的史觀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一文裡以書寫實踐的觀點，提出用資料翻轉論述，反省詮釋的「歷史書寫民族誌」。當時我以前國史館長張炎憲主導的二二八口述系列為例，說明保存史料的重要性，但這些還需要能累積資料的期刊。例如，1951年創刊的《臺灣風物》與1962年創刊的《傳記文學》，是我接觸戰後台灣的入門素材，而創刊於1993年的《臺灣史料研究》更是陪伴我思考醫療時的貴重參考。數十年後，我不清楚這些兼攝資料徵集的期刊的現況。但從有限審閱經驗看，現在許多論文或許受限於篇幅，或者想避免「描述」，資料不再豐富，參考性也降低不少。
圖2 「傾聽歷史的回聲：二二八口述歷史與生命記憶」特展（台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26年2月24日到4月26日）
展覽海報（左）與陳列在展場的「二二八口述」系列書籍（右，作者攝影）
在史學專業化的同時，「公眾史學」（public history）的呼聲為歷史書寫的民族誌開出新路。它是觀點的革命，也是實務的變革。如國立臺灣博物館張隆志館長指出的：「走向公眾對於臺灣史學的發展之所以重要，不光是為了擺脫過去服務於特定政權的歷史敘事，更是重新掌握自身歷史話語權的重要一步」。
確實。以二二八事件的審視開始，近年來對轉型正義的檔案公布、徵集與整理，讓大家在不同的資料基礎上納入更多的記憶與聲音。另一方面，公眾史學也將原來以教育宣傳為主的博物館，轉化為公眾史學的實踐場域。張隆志指出，「於2011年成立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便是實踐公眾史學最直接的方式。透過空間佈置、精心安排的展覽陳設，讓人們有機會參與歷史。同時博物館也和地方合作，多次舉辦走讀活動，由專業人士引領觀眾親自走進歷史現場」。
其實，歷史普及並不新奇。不管是小說、戲劇、電影甚至是遊戲，好故事永遠打動人心，博物館也是如此。在那裡研究者可以用時光導覽者身分喚起回憶，是與專業論文不同的溝通管道。但回到使用端，展覽這個場域還是有資料與呈現的問題。以科學傳播來說，過往強調教育性，將科技知識如實傳遞給大眾的「欠缺模式」（deficit model）已經轉移成雙向交流的傳播網路，歷史也不例外。如果我們依舊拘泥先專家後民眾的順序，先產出紮實研究才能將「正確」史觀傳達給參觀者，顯然又回到研究資料欠缺，無法即時掌握民眾需求之問題。對此，只要求當局「立即公布」各種資料以方便研究並不實際。我們該同時思考研究者在公眾史學的角色，在非文本的公眾史學地帶中找出書寫實踐之道。
以下我以校史策展為例，分享在大史觀之外，經營「小歷史、小觀眾、小回憶」的歷史感經驗。事實上，張隆志提到大眾史學活化教育的功能，「…有學校利用所處環境的歷史特殊性，將學術教育與文化體驗相結合。擁有四百年歷史的臺南是臺灣最古老的城市，古蹟文物豐富。成功大學便憑藉這一地利優勢，開設了『踏溯臺南』課程，讓學生透過實地訪查，深入感受城市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底蘊」。但對於我服務的國立陽明大學（現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來說，它是戰後的產物，主打的生醫有相當專門性，乍看之下不接地氣。也因此，過往校史多以召喚校友情感為重心，行政功能多於學術思辨。
當然，作為校友我多少知道一些校園掌故，但開始承接陽明校史業務時，我對其經營並無太多想法，只以尊重專業、優化空間、促進使用為重點。直到我們決定在疫情期間維持展覽，以策展徵集史料，加上與國立交通大學的合校契機，讓我們得以用專書而非外包紀念集方式回顧所來，密切思索陽明在戰後高教與公衛的位置。2022年我們參加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主辦的「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與同道激盪校史理論與實務，「大學史也是台灣史」的構想也慢慢清晰。有別於歷史界「大歷史 versus 小歷史」、「統治者 versus 底層」的既定區分，在醫學、高教、教育、公衛的交錯脈絡上大學是否有其他故事可說？
圖3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主辦「校史與機構史」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2022年11月15日與16日）的海報（左）
與開幕致詞（右，作者攝影）
我們的起點之一是教師著作區。過往圖書館固定陳列教師著作，但由於本校的專業屬性，大多數成果已不再是專書，而是論文與報告，以數位方式呈現。因此，第一步我們是將這個區域調整為研究展示區，納入本校相關研究主題與人物回顧，讓入館者體會學術的過往與傳氶。
圖4 《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台北：天下文化，1999）的封面（左）與書中介紹的陽明團隊（右）
很自然地，有金籤獎好書《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介紹，也是早期學校研究重點的肝炎研究，是入手的最佳主題。團隊從專書中消化相關內容，從「國病」的誕生到台大團隊的宋瑞樓教授與陳定信、廖運範兩位高徒，從美國專家畢思理（R. Palmer Beasley）到疫苗效力研究與全面施打的討論，從國產保生藥廠（這也是因政策支持，最早進駐新竹科學園區的疫苗廠）的起落到疫苗技術的選擇等加以回顧，微展覽旁則是曾任副校長，同樣是金籤獎得主的徐明達教授，以微生物學者身分介紹新冠肺炎與疫情。整個展覽以肝炎專書與論文為主，四平八穩。
對很多醫學史研究者來說，以上框架不新奇。但既然有此策展機緣，我們進一步從榮總下手，看有無資料釐清陽明醫學院的角色。創校之初不少陽明教師同時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服務，院長羅光瑞是腸胃科專家，也參與B型肝炎母子垂直感染與後續疫苗的效力試驗與開發。於是，跟隨1962年創立的柯柏醫學科學研究紀念館（Alfred Kohlberg Memorial Medical Science Research Laboratory）與醫學研究部的歷史，我們推敲當年疫苗試驗的場域，發現與榮總主院區比鄰，現為致德樓的所在地，過去是1961年開設的美國海軍醫院（US Naval Hospital Taipei Taiwan）。
圖5 1950年代的草山美軍診所（右，Grass Mountain Clinic，William Dawson 收藏）1970年代的美國海軍醫院（左，取自「天母三角埔」臉書）
這些美援機構對醫學史研究者不陌生。但相較於更有名，緊鄰臺大醫院的美國海軍第二醫學研究所（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No. 2, NAMRU-2），這些位處台北邊緣，與軍方關係密切的醫療單位討論不多。這一輪探索中我們關注榮民總醫院的歷史，特別是羅光瑞院長、柯柏館搬遷與致德樓的興建。也是因為這樣的脈絡，許多在地團體進入策展視野，例如「天母三角埔」或「靠北天母幫」臉書與駐台美軍回憶的「Taipei Signal Army」部落格等。它們匯集個人回憶，對話，與對那段時光的熱情，為沒有經歷過那段過去的我們補上這段歷史。
圖6 2023年六月羅光瑞院長追思會（左）與致德樓興建紀念牌（右，作者攝影）
而關鍵進展來自一份陽明醫學院與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合作協定。2025年我因業務之便兩度參訪華盛頓大學，對畢業自該校的韓韶華與梁賡義校長進行調查。期間校史團隊的張筱梅博士傳給我一份1984年二月華盛頓大學 Health Science News的簽約報導，引起我的注意。
圖7 陽明醫學院與華盛頓大學簽訂合作協定報導
圖8 作者在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的資料查找（李宜澤攝影）
陽明醫學院很早便與國外簽署合作。比方說，榮總當年對沙烏地阿拉伯的醫療援助便是由陽明出面簽定。這則照片報導裡出現的公共衛生教授Thomas Graytston曾任職海軍第二研究所，與砂眼防治關係深厚，也是他引介韓韶華校長在1962年去華盛頓大學研究免疫學。十幾年過後，海軍第二研究所因台美斷交轉移到菲律賓，而華盛頓大學也在1970年成立「公共衛生與社區醫學」學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Community Medicine），在臨床服務與醫學科學（medical sciences）為主的醫學校區中走出特色。更重要的是，1983年簽約時來自華盛頓大學的畢思理已在台灣深耕十年，完成新生兒B型肝炎疫苗和免疫球蛋白注射之預防效益評估。政府也推出「B型肝炎預防注射計畫」，推動新生兒全面施打疫苗。這些都讓我們決定回到華大，希望找到更多訊息。
於是，第二次參訪華盛頓大學前我與檔案館員（archivist）討論畢思理的學術足跡，但竟在此卡住：開啟肝炎防治黃金十年，國際知名的畢思理教授，在華大幾乎沒有檔案。起初知道這個「空白」時我有點意外，但審視他的經歷後不難理解箇中原因。畢思理1965年到華盛頓大學接受住院醫師訓練，1967年完訓後進入預防醫學科擔任研究員（fellow），但次年就被派來台灣，1972年後他幾乎都待在海軍第二研究所，直到1986年離開。換句話說，他雖然在醫學院一路升等到教授，但實際上他是華盛頓大學的海外研究員，與校方互動不多。
圖9 華盛頓大學Thomas Graytston 教授（左）、John Lein教授（右），與韓偉院長（中）
在這個背景下「陽明—華大」的合作頗值玩味。美方簽約者是即將上任，主掌醫療校區事務的John Lein副校長；代表台灣這邊的韓偉院長，陽明校史裡提到他當年在恆春下鄉，為公費生表率。但他年中便離開台灣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也應該是在那次訪美期間簽下這個合作案。
但究竟兩校要合作什麼？不論是《肝炎聖戰》裡的榮陽團隊成員，如羅時成教授或者是吳妍華前校長，甚至是社會醫學的老師也對此沒有印象，唯一線索是合約裡註明畢思理是「華盛頓大學在台負責人」。要釐清這個合作的性質，還是得著落在Graytston教授身上。他是畢思理在預防醫學科時的主任，也是預防醫學與社區醫學學院的創院院長。畢思理在台灣打拼時，Graytston正以華大副校長身分在太平洋兩岸主持計畫調度，聯絡密切。在一篇回憶文章中Graytston提到他曾希望新學院成立時畢思理回來幫忙，但最後畢思理選擇堅守海外，也開花結果。因此，這個所謂的合作與其是學術提攜，更像畢思理回報進度，對海軍第二研究所的據點撤離台灣後的因應。部分研究者認為海軍第二研究所1979年結束在台21年的熱帶醫學研究，這種說法顯然不適用於畢思理。他有續留台灣的任務，台灣也需要這位國際學者，解決之道就是幫團隊找個新家，而它落在創立未久的陽明。
圖10 1979年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dical Research Unit團隊（黃綠玉醫師提供）
這個發現讓我們回來查找畢思理團隊1982年與1983年發表的經典論文，看到這個轉折的蛛絲馬跡。從服務單位看，1982年出版的〈Incidence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s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論文裡，美方作者群任職於「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dical Research Unit（UWMRU）」、「Lindsley F. Kimbal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New York Blood Center, New York」與「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No. 2, Manila, the Philippines」等單位，顯示畢思理團隊已從海軍第二研究所分出，但去向未定。1983年出版〈Postnatal Infectivity of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Carrier Mothers〉與〈Efficacy of Hepatitis B Immune Globulin for Prevention of Perinatal Transmission of the Hepatitis B Virus Carrier State: Final Report of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時，作者單位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dical Research」後面放上「Taipei, Taiwan」，顯示團隊依舊留在台灣。雖然團隊的通訊地址一直是「15-2 Kung Yuan Road, Taipei, Taiwan」，也就是海軍第二研究所原址，但在台北的另一角落裡有個學校開始默默提供後勤支持，讓畢思理得以從基礎研究到政策倡議打造肝炎傳奇，直到他返國，1987年擔任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1992年關閉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Medical Research Unit為止。
圖11 〈Incidence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s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 Taiwan〉論文第一頁（左）
與畢思理石牌研究室平面（右，湯以慧女士繪製）
回美後畢思理繼續往來美台，在台北購置住宅放置研究資料，1994年改名大學的陽明也發展自己的研究特色。畢思理傳奇與陽明的最後一次相遇是2016年疾管署所舉辦的「B型肝炎疫苗全面接種30週年國際研討會」，由陽明醫學院的留校公衛助教，出國前在陽明向畢思理請益的郭旭崧署長策畫。透過這些片段零碎的資料，陽明終於在這場揉合冷戰醫療、公衛研究與科學外交的史詩中保有一席，而這趟策展之旅也暫告一段落。
最後我想藉這個案例，從小歷史、小觀眾、小回憶的經營，嘗試回應公眾史學與資料欠缺的問題，姑且稱為「進行中的歷史記憶」。首先，博物館或學校是公眾史學的實踐場域，但它們不只是提供空間而已。透過策展活動，它們可以帶動在地提供資料，建立歷史感。其次，大眾史學的策展，其過程並非在大史觀的框架下填補個人經驗這樣簡單。事實上，個人的小回憶散落在日常生活、地方與社區、醫學發展、高等教育等各種脈絡，因此常被史家忽略或遺忘。是策展團隊的串聯與參照把這些回憶組裝成獨特的歷史書寫，甚至可以促進大史觀的反省。
第三、大眾史學固然以社會為訴求對象，但不意味策展團隊不需要專家。以校史來說，策展團隊需要多元跨域，也需要史學專業者的帶領與協助，讓資料帶領團隊突破既有論述框架，時時反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策展的「留白」。展覽不是專業論文，但也有展出時程的壓力，可能遇到資料趕不上論述的卡關問題。對此，策展人固然要以觀展者角度找出議題，掌握節奏，但優質展覽的內容不可能一蹴可幾。每個機構要有自己的歷史團隊，用一定的步調研究，不隨時事起舞。
如張隆志的提醒：「提醒臺灣人重視認識自己的過去，更促進歷史與社會大眾的深層對話，使『我們的歷史』成為凝聚社會認同、塑造集體記憶的柔性力量」。還記得《肝炎聖戰》2016年的再版序裡，羅時成教授以「等待新發現」總結他的回憶：「這十七年是我人生的第四個十七年，…就如三十多年前，在那個時空環境下，台灣能率先世界做全面B型肝炎疫苗的注射，…，那真是一種集體的緣分」。以B型肝炎與陽明來說，這個緣分從教師著作區的肝炎研究史開始，最後也回歸到畢思理與其經典論文。或許，下一個發現就在校史裡：在展覽的邀請下大家重啟這段遺忘的過去，觸發更多「UWMRU在陽明」的回憶。
而這段旅程不會結束。作為策展者，我們在意這段「朝聖」追尋中不斷回眸過去，與自己對話的身影。如果沒有承接校史，沒有策展的起心動念，我們不會搜出這些資料，帶出各種發現，這是歷史的迷人之處。作為觀展者，我欣賞其他策展團隊如何讓沉默者發聲，窮盡心力翻出過往的努力，也在書寫實踐時體會在資料「留白」時的取捨與停歇。如Jasanoff建議的，在民主政體中公民認識（civic epistemology）有其範疇，以「追真相」為名的公眾歷史，有時非民主的最好方式。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就讓歷史書寫的賦比興，成為展覽「意在言外」的實踐註腳吧。
致謝：感謝這趟校史之旅中接受訪談，協助研究的朋友們，特別是畢思理夫人黃綠玉醫師與前UWMRU人員湯以慧女士。此外，在疫情期間持續運作，維持高水準服務，努力推動展覽與檔案保存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陽明校區）團隊，他們的鞭策與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動力，也在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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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華 / 歷史的跨域書寫與進行中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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