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麗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今日學子查詢各類書籍，習慣用電腦檢索線上目錄，大概已不知圖書館卡片目錄為何物。若尋找某一專題的圖書，只要在線上目錄輸入關鍵字或主題，很快便能得到一份清單，所以也不需要在圖書館翻閱紙本引得（index）或專題目錄。晚近二十多年來，眾多資料庫、電子書的大量出現，更讓許多學人準備迎接無紙化世界的到來，似乎終於可以不必再為搬書折腰。不過，若有一天網路癱瘓或是電力短缺，就像部分黑色非洲地區或戰區，此時若能有實體圖書館可用，就變成一件值得稱慶的事。
圖1 圖書館卡片目錄櫃（戴麗娟攝影）
事實上，今日中文世界數位圖書館之所以可能，還是得歸功於民國時期公共圖書館的建設。在討論那段從宮廷、書院、私家藏書樓轉變到現代公共圖書館的過程，有一位人物經常被提及，那就是袁同禮先生（1895-1965）。在民國圖書管理學、目錄學發展中，他也許不是最早投入者，但其用力之深、活動之廣，是大家有目共睹，無怪乎至今紀念他的文字多將他定格在其圖書館事業。[1]晚近由雷強先生編撰、一套五冊、內文達三千多頁的《袁同禮年譜長編》（以下簡稱袁譜），收錄其一生為公務往來的許多書信，一方面加強這樣的印象，另一方面也顯現出他在其他領域同樣活躍的身影。在眾多可能討論的面向裡，本文想集中於他在學術文化基礎建設上的貢獻。
先讓我們聽聽他自己怎麼說吧。1934年，他從歐美俄考察九個多月返華後，在首都南京有各大圖書館人員集合設宴為他洗塵，他在致詞中就明確點出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當時稱文獻館）三者對一國之文化事業的重要性：[2]
「…且一切文化事業，均須賴圖書館博物館與文獻館而保存，此三者之管理方法，在各國均成為專門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經過極嚴格之訓練，然後方能將圖書、古物、檔案，收藏有法，使用便利。深盼我國政府及社會，於此種專門人才之養成，特加注意，庶幾文化資料，得以保存，而學術研究，易於進步。」
可見他對文化事業這三大支柱已有清楚概念。關於他奉獻一生的圖書館事業，目前學界已多有共識，本文不擬贅述，而將重心放在他對於檔案的整理和博物館的提倡兩方面。尤其是後者，迄今學界所知較少，筆者正好藉此補充若干袁譜尚未收錄的原始資料。不過在此之前，我們還是要以速寫的方式，為不認識他的讀者介紹他如何投身於圖書館事業。
圖2 袁同禮在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的班級照，最前排右數第3位（大約攝於1922年）
圖片來源：Courtesy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rchives
投身圖書館事業
1900年代是現代圖書館運動在中國萌芽的時代。在美國曾有經營小型公共圖書館經驗的美國聖公教教徒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女士因緣際會來到武漢，在武昌文思學校開始試辦以學生為對象的小型圖書館，並於1910年在一棟專門設計的建築物正式開啟「文華公書林」，此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先聲。同時期，京師圖書館也在張之洞等人的提議下，於1909年設置。
1895年生於北京、1916年北大預科畢業的袁同禮躬逢其盛，畢業後先在清華學校圖書館服務四年，之後取得獎學金與學校補助，於1920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迅速取得學士後，於1922年進入真正的目標學校，也就是當時美國訓練圖書館人才最知名的學校：發明十進分類法的杜威（Melvil Dewey, 1851-1931）所創立的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他以一年時間完成必修課業取得學位，又赴英、法做短暫學習與參訪。1924年夏返華後，不久即任北大講師，教授圖書館學與目錄學，並兼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一段時間。在美留學期間，他數度利用假期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協助編寫中文書目，從此展開他與這個全球最大圖書館的不解之緣。
雖在北大任教，但他最重要的職務，還是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設立的北京北海圖書館任事。1926年草創的這個圖書館於1929年和上述的京師圖書館合併，正式改稱為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平圖）。這個由美國二次退還庚款資助建設的圖書館是今日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也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圖書館。成立初期由蔡元培領銜館長、袁同禮擔任副館長，但實際執行該館所有業務的是袁氏，所以當時報紙報導都直接稱他為館長。由於是走研究型圖書館路線，該館除了大量採購西書，也積極爭取經費收購保存私人藏書家賣出的大批善本古籍，以免這些珍貴收藏流向海外。此外，訂購書目卡片、引進影印機（photostat）和微縮膠片（microform）、指派館員專家編輯中外文專題目錄、建立圖書交換機制、讓優秀館員出國工作進修、出版圖書館刊物等等，都是袁同禮任內擘畫的業務。
平圖除了服務中國學人之外，還為外國學者設置特別閱覽室，請外語能力好的館員協助。因此平圖成了外國漢學家、東方學研究者必訪之地，許多西方漢學家向袁氏詢問古籍目錄，而他也經常寫信給這些國外漢學家，附上已整理的著作目錄之餘，提醒這些漢學家提供其最新作品給平圖，或為圖書館補齊他們的著作，例如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喜龍仁（Osvald Siren, 1879-1966）等都在此列。當時比較年輕的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等人與袁同禮的交情也是從這圖書館開始，尤其是後者與袁氏的一生往來和合作關係，值得另闢一章專論。[3]
圖3 1933年中國營造學社接待伯希和之大合照，袁同禮亦在其中（自右數第7位）
資料來源：Collège de France. Archives. Fonds Pelliot cote (15Fi18)
在平圖之外，自1925年起，袁同禮也是中華圖書館協會的創始會員，在全國性的圖書館事務之推進，經常扮演溝通聯絡的角色。透過他辛勤持續地與外國圖書館（主要是美國各大圖書館及圖書館協會）進行出版品交換、尤其是在戰爭時期與戰後初期向國際圖書館募集圖書等，到了1946年11月，平圖的藏書已達百萬冊，號稱是當時中國和遠東最大的圖書館。相較之下，同樣居於重要地位的南京中央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量也僅達五十萬冊，平圖的突出表現，令時人稱道。[4]不過其時眾人大概不清楚他是如何辦到的，如今透過年譜編撰者雷強辛苦地從各機關收集來的書信資料，這位館長勤勤懇懇、鍥而不捨的努力躍然紙上。
圖4 1930年代發行之北平圖書館明信片：目錄室與收發櫃臺（袁清先生提供）
圖5 1936年《良友畫報》對北平圖書館的報導（袁清先生提供）
對檔案的認識和關注
在圖書館之外，袁同禮對檔案重要性的認識也是很早就開始的。讓我們從袁譜所展現的眾多實證中略舉二例。
第一例是發生在1922年9月，當時袁同禮還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他閱報得知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有一部分撥歸給北京大學整理，因此寫一長信給校長蔡元培，信中不厭繁瑣，從檔案去取、分類、編目、索引、整理員之組織等各項，鉅細靡遺地說明檔案的整理保存法，可見他當時已留意歐美檔案制度，且十分瞭解此事對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不久後此信內容被轉載在《北京大學日刊》，算是受到重視。[5]
這批內閣大庫檔案之所以撥歸北大，有其曲折背景。蓋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因財政支絀，決定讓教育部轄下之歷史博物館將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近四分之三，大約八千麻袋（十五萬斤），售予西單牌樓的一家紙商做回收紙材，賣價為四千圓。羅振玉得知後，以三倍價錢買回約七千麻袋，加以研究，並發表若干文章。[6]歷史博物館賣檔案一事傳出後，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正在徵集研究材料，沈兼士等人遂商議如何拯救剩下的檔案，最後決定請校長蔡元培以北大名義向教育部申請，將歷史博物館剩下的檔案全數撥歸該校整理公布。1922年5月末，沈兼士、朱希祖、馬衡等北大教授前往歷史博物館辦理接收事宜，共裝運了一千五百多麻袋的檔案回北大。隨後，國學門與史學系、國文系師生，共同組成「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作為規劃及主持檔案整理的組織。當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實習的袁同禮正是希望對此事建言，以便相關參與者參考。
不過根據後來有意利用這批檔案做研究的北大學生趙泉澄的觀察，因為整理團隊自七月展開工作，基礎整理原則和格式已經訂定，在十月得知袁氏所提供的建議時，便沒有再回頭修改，因此袁議並未被全部採納。[7]倒是禹貢學會在1936年5月正式成立後，也買得一批清季光緒、宣統兩朝檔案，主事者顧頡剛當時就明確主張要依據袁氏的檔案分類編目法為準則，展開整理工作。[8]
有關袁氏對保存檔案史料的敏銳和見識，還可舉另一例。抗戰初期（1938年秋），他即發起組織「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由北平圖書館和西南聯大合作。從袁譜中西南聯大三位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與袁同禮的往來書信中可看出，[9]一開始是約定由聯大負責中日文史料、平圖負責西文史料的徵輯。但從實際操作面來看，當時袁同禮是平圖的執行館長，又曾受委託擔任西南聯大圖書館的館長，[10]加上當時平圖在北平、上海、香港、昆明都有辦事處，[11]所以平圖實際負責了大部分語種材料的徵輯。這點從當時駐滬負責人錢存訓對袁同禮的回報（有關中日文報刊出版品的收集），以及袁同禮和遠在英、法的王重民之間的聯繫（叮嚀其留意西語出版品），即可清楚看出。西南聯大參與者如姚從吾、劉崇鋐等人則參與較多編纂的工作。過去有人以為此事是由姚從吾發起組織，但根據《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集刊》第一期內姚氏本人所言，此會的成立一開始是在1938年8月中他和袁同禮兩人在蒙自的談話而興起的合作契機，之後才正式由西南聯大和平圖合作。[12]至於徵輯會所收集之資料數量，根據徐家璧先生的回憶，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滬港淪陷，其收集成果未及運滇而流失，但在抗戰勝利前，僅昆明部分，已入藏文獻中文書五一八〇種，約六千册，小册子四百餘件，雜誌二三五〇種，新聞紙一六九種；日文書籍五二〇册，雜誌一二〇種，新聞紙八種；西文書籍一九二二册，雜誌三七三種，新聞紙四十九種。[13]又根據袁譜，1948年5月16日，平圖曾在北海靜心齋舉辦此徵輯會的展覽預展，內容分為抗戰資料、敵偽資料、戰時期刊及剪報、戰時日報、敵偽期刊等等，展品共計一萬五千餘件，當時袁同禮還在茶話會中呼籲各界捐贈相關文物。[14]
此事之重要性其實堪比胡佛（Herbert C. Hoover, 1874-1964）發起之胡佛戰事史料特藏（Hoover War Collection）。胡佛在1919年捐出自己收集的一戰相關資料及五萬美金，讓一些學者到歐陸收集戰爭與之後的革命種種事件的文獻資料，包括政府文件、政黨組織出版品、各式社團宣傳冊、報紙、海報、公告等，組成與戰爭、革命、和平主題有關的特藏。此特藏即今日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的基礎。袁同禮等人當時也的確參考胡佛戰事史料特藏組成的一些方法。不過1949年後，因主事者分散各處，當時這個史料徵輯會所收集的大批資料，包含大量剪報資料等，除已編纂出版者外，多數似未被保存，僅部分藏書收歸平圖，今日在其繼承單位中國國家圖書館仍可查詢。[15]
對博物館的提倡與參與
在圖書、檔案之外，袁同禮對博物館組織的推動也是不遺餘力。1924年秋，末代皇帝溥儀被迫出宮後，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就制訂「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並於1925年陸續設立臨時董事會及臨時理事會，袁同禮當時就已受邀擔任臨時理事會的理事，負責籌設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且在設立後長期擔任副館長，[16]所以他對博物館事務並不陌生。但他對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大力推動，還是在1934年末他出國考察及參加國際博物院會議返華後，與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以及曾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第一任主任的傅斯年等人，[17]共同催生中國博物館協會（1935年5月18日正式成立）。有關他與國際博物館界往來的文件，袁譜並未收入，本文藉此提供較多細節說明及原始資料。
作為平圖負責人，袁同禮原本就打算在1934年出國考察歐美圖書館發展狀況，以資平圖改善參考。另一方面，故宮在1933年底收到國際博物院聯席會（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musées，即今ICOM之前身）秘書長Euripide Foundoukidis（1894-1968）的邀請，[18]希望故宮派代表參加預訂在1934年4月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的會議，與各國代表共同討論博物館建設及各種設備。當時故宮院長馬衡即回覆將派理事袁同禮代表參加，並安排郵寄故宮出版品37種，屆時在會議現場陳列。[19]此組織乃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Société des Nations）下設的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La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de cooperation intellectuelle，即今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之前身）[20]所設置的機構，專門聯絡各國博物館與促進相關事務。此組織於1926年成立，一開始僅有歐洲國家參與，逐漸擴及美、亞，1930年代初期尤其希望邀集亞洲國家參與，而當時只有日本出席。併合這些計畫，袁同禮因此向中基會及教育部提出請假九個月的申請，南京政府行政院也在1934年3月2日正式派定袁同禮代表故宮博物院出席國際博物院聯席會在馬德里的會議。[21]不過此會議因籌備不及，改在10月舉辦，袁同禮的行程因此有所調整。[22]也是在這段時間，他因準備出席馬德里會議一事，和Foundoukidis有幾番書信往來。
圖6 袁同禮寄給Foundoukidis之信函（1934.4.23），詢問馬德里會議日期是否可能調整
資料來源：UNESCO archives
圖7 袁同禮寄給Foundoukidis之信函（1934.9.29），說明自己的預定行程
資料來源：UNESCO archives
袁氏在12月3日回到上海，12月9日到南京向教育部長王世杰報告出席國際會議經過。12月10日返平，同時攜回各國贈書數百種至平圖收藏。此後他有機會便宣傳博物館的重要性，最後亦促成中國博物館協會的成立。[23]根據他自己在協會成立大會的報告，此舉一方面是建立一個可以和國際組織對接的窗口，另一方面是鼓勵中國各地建立博物館，積極收集、保存、研究古物材料，以免這些材料遭天然或人為破壞而流失，或被買賣到海外。[24]
為了促進博物館協會的成立，袁同禮首先就其在海內外所收集的資料，建立一份博物館學書目和一批可展示的圖書，在平圖供各界參考。另外在中國博物館協會成立大會舉行時，在北平圖書館舉辦歐美博物館圖片展覽會，為期七天，共吸引五萬人參觀。
在此之後，我們在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檔案中，還可見到袁同禮於1935年6月26日寄給Foundoukidis的信函，告知中國博物館協會（當時英文名稱The Museums Association of China）已成立，將出版《中國博物館一覽》和一份雙月刊，出版後將會寄送給此國際組織，但同時也希望能收到國際博物院聯席會本身的期刊Mouseion和每月新聞報，以及其他出版品。Foundoukidis在7月25日的回信中也答應免費寄出相關期刊，但對於出版品只能以優惠價格售予等等。
圖8 袁同禮寄給Foundoukidis之信函（1935.6.26），告知中國博物館協會成立一事
資料來源：UNESCO archives
圖9 Foundoukidis給袁同禮的回信（1935.7.25），同意致贈刊物
資料來源：UNESCO archives
此後不久，我們在國際期刊 Mouseion 的每月副刊上，也看到跟中國博物館協會成立以及其會報第一、二期內容的詳細報導，這顯然是由袁同禮提供的訊息而成。[25]種種皆可見袁氏為中國博物館事業在國際上宣傳的努力。[26]
圖10 Mouseion 刊物上有關中國博物館協會及其刊物的報導（1936年2月）
1946年，他奉教育部指派，再度赴歐美各國七個月，主要目的在促請各國捐獻書籍給中國，以充實戰後重建的高等教育設備。出國期間，他在6月15日曾赴倫敦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之圖書館及博物館特別委員會，並被選為該委員會副主席。[27]1947年，新成立的聯合國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希望中國建立相關委員會來參與該國際協會，10月中國委員會在北平成立，他也是九位委員之一。
國內方面，在抗戰期間，許多文化、學術機構西遷，待稍微安定後，他也積極參與《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於1941年的復刊，還提供一篇文章。[28]在眾人努力下，刊物雖短暫復刊，但終究不敵戰時局勢，沒多久便全面停擺。協會本身則要等到1948年6月才得以籌劃復會事宜，當時袁同禮也是主要推動者之一，並被選為復會後第一屆的兩位副理事長之一。[29]不過正式復會後沒多久，因國家政權易主、風雲變色，人員分途，此事嘎然而止。
圖11 袁同禮在《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復刊第一期（1941年4月）的文章
一頁頁的年譜書信，就像顯影劑，讓多少被淡忘的袁同禮之輪廓逐漸清晰。如同他自己在述及抗戰時期博物館動態時寫下的：「文化事業裡面不少任勞任怨的苦工作，在那裡埋頭埋腦地暗自努力進行著，有時不必也不便向外界宣傳…」面對這樣埋頭苦幹、不求聲名、為學術文化基礎建設造橋鋪路的前賢，享用其奉獻成果的我們其實無以回報。但若我們能持續不斷地發掘他曾參與的相關活動、遺存的點點滴滴，或許這也是向他遙遙致敬的一種方式。
註腳
[1] 關於晚清民國時期的新圖書館運動，可參考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台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83年）。
[2] 《中央日報》1934年12月8日，版8。
[3] 雷強另一本書已有部分討論，見雷強，《文化交通之介：國立北平圖書館與美國學術界的互動（1929-1949）》（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4年）。
[4] 《中央日報》1946年11月22日，版5。
[5] 〈袁同禮君致校長函〉，《北京大學日刊》第1090號（1922年10月25日），版1-2。
[6] 羅振玉購藏這批檔案後來又賣出，數度易主，終於在1929年3月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資購入保存整理，清點後各色文書約三十一萬件，現仍持續數位化中。細節可見https://newarchive.ihp.sinica.edu.tw/about/1/
[7] 趙泉澄，〈北京大學所藏檔案的分析〉，《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5月），頁228。
[8] 顧頡剛，〈禹貢學會的清季檔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彙編，《文獻論叢》（北平：北平故宮博物院，1936年），頁71-79。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頁108。
[9] 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頁941。
[10] 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頁939。袁同禮因平圖遷滇事忙為由，在1938年12月初辭去西南聯大圖書館館長之職，改館長制為主任制，由其副手嚴文郁主任全面負責館務。不過袁同禮還是擔任兩機構合作委員會主席。
[11] 1939年3月30日，教育部函令平圖，將昆明辦事處改組成館本部。見《袁同禮年譜長編》，頁998-999。
[12]《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集刊》第1期（1940年6月），頁34。過去王德毅先生在編寫姚從吾年譜時，或許因資料有限，直陳此事由姚從吾發起組織，忽略袁同禮及北平圖書館參與的部分，袁譜於此事正可補充若干面向。見王德毅，〈姚從吾先生年譜〉，《台大歷史學報》第1期（1974年5月），頁97-188，與此事有關部分在頁110-127。
[13] 徐家璧，〈袁守和先生在抗戰期間之貢獻〉，收入袁守和先生紀念冊編委會編，《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袁守和先生紀念冊編委會，1967年），頁80-97。
[14] 見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頁1754。
[15] 見李曉明、李娟，〈袁同禮與中日戰事史料徵集會〉，收入國家圖書館編，《袁同禮紀念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頁135-144。此組織當年名稱是用徵「輯」會，而非徵「集」會。此篇文章在這部分一律用「集」字，可能造成混淆。
[16] 該圖書館第一任館長為陳垣，後來館長數度換人，但袁氏皆擔任副館長，直至1930年代初正式成為館長。
[17] 傅斯年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但在1933年5月至1934年7月也曾兼任新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之後才由李濟接任。
[18] 此人為希臘籍藝術史家，長期在巴黎工作，1931年至二次大戰初期擔任國際博物院聯席會秘書長。他並無固定漢名，在故宮資料中被翻譯成方德慶或方圓直，見馬思猛編，《馬衡年譜長編》中冊（北京：故宮出版社，2020年），頁467、476、482。
[19] 《馬衡年譜長編》中冊，頁467、469、476。
[20] 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於1922至1946年運行。
[21] 《新聞報》，1934年3月3日，版8。此行除考察和參加會議外，似乎也有為中國各項建設之進步宣傳，包含觀察各國當時對於滿州國的態度等等。
[22] 袁氏此行於2月23日從天津出發，12月3日回到上海。前後考察日、美、法、德、英、瑞士、俄國等。
[23] 例如他在北洋工學院的演講，見袁同禮，〈袁同禮在北洋工學院講演「十年來國際圖書舘博物院發展概況」〉，《天津市市立通俗圕月刊》第7-9期（1935年），頁20-21。此文已收入袁同禮，《袁同禮文集》，頁67-71。
[24] 〈成立大會紀事〉，《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第1卷第1期（1935年9月），頁5-9。
[25] “Nouvelle publication muséographique,” Mouseion. Supplément mensuel (February 1, 1936), p. 11.
[26] 1940年，該刊報導各國文化機構如何因應戰爭情況，也列出中國大學和文化機構往西南遷移的訊息，但目前不確定該條訊息是否亦由袁氏提供。見“L’activité muséographique pendant la guerre,” Mouseion. Supplément mensuel (February 1, 1940), pp. 4-5。
[27] 《中央日報》1946年6月19日，版3。
[28] 見袁同禮，〈抗戰期中我國博物館之動態與前途〉，《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報》復刊第1卷第1期（1941年4月），頁2-4。此文並未收入《袁同禮文集》。
[29] 當時理事長為故宮院長馬衡，另一位副理事長則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杭立武。見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頁1757、1764、1767。《馬衡年譜長編》下冊，頁102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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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麗娟 / 袁同禮與民國學術文化基礎建設：一位幕後功臣的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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