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承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你相信數字嗎？
你相信數字嗎？相信數字所建構的世界就等同於事實嗎？近年，台灣社會出現一種聲音，認為政府治理必須採取科學策略，施政必須以數據為基礎。這句話建立在「數字就等於科學」的主張上，將國家治理和科學技術連結在一起，以此宣稱自己的政治理念與實踐都有科學數據為依據，要求人民信任他。這種聲音反映了，政府與人民對於政治的認識和經驗，都需要經過統計處理與佈置的數字資料為憑證，數字就是政府施政與人民願意相信的「權威」來源。
這其實不是非常獨特的政治主張。統計學的發展，就是一段知識與「國家和社會問題如何清楚被看見和理解」這個目標，逐漸結合在一起的歷史過程。17世紀，統計學的前身「政治算數」（political arithmetic），這種計算人口、壽命與國家收益為主要目標的知識實踐，盛行於英、法。19世紀中葉後，統計學更成為一種科學工具，大量被運用在觀察及研究社會問題。[1]也就是說，近代世界逐漸發展出一種以數量來轉化人們觀看、理解與描述社會現象的科學方式，探索對象也從具體的土地、財產、人口擴展到諸如道德這類抽象問題。在這段知識與政治文化交織互動的歷史經驗裡頭，人們不自覺地浸潤在這個由統計學建構及定義的框架中，選擇相信數字。
只是，統計數字說的究竟是事實還是謊言？人們信任數字帶來的事實描述，還是這裡的「事實」是得打上引號，被放在某種特定脈絡中考察？就拿看起來最具有權威性質的官方統計數字來看，Joel Best在《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指出，官方統計是社會活動的產物。舉例而言，政府的婚姻調查數字，是對「結婚」有特別定義出發，不一定能涵蓋所有「結婚行為」，像是跳過公證、登記等手續者，就自然不會被列入。對於自殺數量的計算，則很大決定於驗屍官在現場對於死亡原因的判定。也就是說，其實是官員行為決定了最後的統計數字，而官員行為又是在既定的組織文化體系中被建立與成形。[2]
這樣一來，人們到底相信數字的什麼？人們認為數字能代表真實的權威感是從何而來？拿科學史家Theodore Porter的研究來說，數字的客觀性質是建構在政治和公共領域的交互作用上。[3]也就是說，人們對於數字的信任，以及數字權威的建構，是與外在環境的變動密切關聯在一起。想要探索我們為什麼會對數字產生高度的信賴感，就必須回到特定時空環境下，貼近觀察和描寫時人關於統計和數字知識的各方想像與考量。
接下來，我想要講一個發生在近代東亞世界的故事，是一段中國逐漸認識統計數字的歷史。各位讀者可以看到，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知識人，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追求各種統計數字。他們將數字視為中國尋求富強的關鍵性因素，但也因此陷入了數字所製造的混亂與不安。這其實和台灣社會這股追求數字生產以建構精確與科學政治的聲音十分類似。作為一位數學觀念很差的歷史學者，我想藉此機會為自己過去總是無法在數字上取得好成績這件事情說幾句話：或許。我們在選擇相信數字之前，應該先來看看人類「製作數字」的歷史。
二、沒有數字的人？！
中國人沒有精確掌握和使用數字的習慣，這是在近代史料裡頭常見的一種說法。這裡面有來自外部的聲音，也有發自國人的批評與反省。這裡要先提一本很著名的書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於1890年，作者是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這本書呈現了西方傳教士對晚清社會的觀察與想像。現在，這部書有不少種中文譯本，包括：《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的國民性》、《外國人眼中的中國範兒》、《中國人的臉譜》。如此多樣化的譯名，說明了這部書是從獨特的他者視野來建立對中國人民特質的認識。（圖1）
圖1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封面
該書第六章〈忽視精確性〉（The Disregard of Accuracy）把中國人民的日常，描寫為無法精確認知外在事物並向他人表述的景象。舉凡貨幣、土地、距離、貨物、年齡這些需要計量數字來表述和認知的部分，人們都表現出含混且不夠精確的行為。明恩溥認為，這就是中國人與西方人個性最大的差異，後者習慣精確掌握一切事物，中國人則否。中國人並不在意數字精確與否問題，總是以「幾百」、「幾千」、「不少」在應對。[4]（圖2）
圖2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第六章：The Disregard of Accuracy
但這並不是單純的個性與行為習慣問題，反倒和中國社會生產數字的方法密切相關。梁啟超的意見很值得注意。他認為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缺乏統計數字和相關知識及制度。任公指出，中國沒有真正的統計，只有「巧算」，「萬不能得其真率」。也就是說，中國只有取巧的計量方法，缺乏現代統計制度。這讓他僅能運用自己揣度的數字，無法透過量化資料獲取事實。[5]此外，梁啟超還批評了中央政府向地方徵求數字的方式，認為這是錯誤的作法。他以人口數據為例，指出漢代將人口作為課稅單位的作法，只導致人民會為了「避賦役而自匿蔽」。這讓梁啟超在當時很難拿出一份十分可靠的統計資料。[6]
「我們沒有數字」這種意見，在科學調查與研究的推波助瀾下，顯得益發真實與緊張。20世紀以降，配合著1920年代以來主張實地調查和搜集民間各種數字資料的社會調查運動，越來越多人發現「中國缺乏數字」。因為沒有現代統計知識，就無法有制度地生產數字，這更導致地方上許多民眾不習慣運用數字，無法循量化思維來理解世界運作的方式。1936年，社會學家李景漢（1894-1986）談到明恩溥在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對人民無法掌握數字的觀察時，這麼說道：「凡在鄉間做過調查的，無不立刻感覺這一顯著的品性。」[7]「中國與沒有數字的人和社會」，這樣的論證出自一位戮力推動社會調查運動的社會科學家，無疑是更具說服力。
三、一本以數字來描寫世界的書
國家如果欠缺搜集數字資料的統計技術，是優點還是缺點？這裡我借用剛逝世的人類學者斯科特（James Scott, 1936-2024）對近代歐洲國家的討論來說明。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中提到，調查和統計是中央政府將國家複雜情況轉化為「標準化事實」，以提升直接管理效率和信度的統治技術。學者和官員欲將國家某些面向的問題，納入某種調查和計量的統計表格中，就是將複雜的地方社會簡化為國家需要的客觀事實。更重要的是，在國家將社會打造為「可辨識」對象的過程中，這種出於追求簡化、同質與一致性目標的作法，就會忽略源出於地方脈絡的異質與多音。[8]故此，如果直接站在現代、西方和理性思維的角度，那統計學之於國家治理自然是必須具備的技術工具。但我們更應該去追蹤，在國家嘗試透過數字治理建構「國家—社會/人民」關係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的張力。[9]
但是當我們把這個問題放到晚清時候來看，狀況就不太一樣了。當時追求統計學與數字者，都還未能想像或預測到這種內在矛盾與張力，只是熱切的希望中國能搜集並製造更多能反映國家真實樣貌的數字。當代社會都嘗試在反思如何不讓數字統治我們的時候，20世紀初期的中國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去控制各式各樣的數字。[10]這時候，一本來自域外，用各種數字來描寫世界萬象的書冊，吸引眾人眼光。
這是一本翻譯自西方統計年鑑（Year Book）的書籍。是由傳教士林樂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 1836－1907）口譯和鄭昌棪（生卒年不詳）撰作，江南機器製造局於1875-1876年出版的《列國歲計政要》。兩人根據英國《政治家年鑑》（The Statesman’s Yearbook）1874年度數據資料翻譯而成。什麼是統計年鑑呢？就拿我國來說，有翻閱過年鑑的讀者會知道，這是政府主計處每年編印的一種資料，意在促進政府與人民「相互之瞭解」。像2024年9月，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出版112年度的《統計年鑑》，開頭就說，政府統計的目的在於，掌握國家變遷狀況，作為施政依據，並給予人民瞭解國家概況。[11]打開它，我們就會看到中華民國的人口、地理、經濟、衛生、法律、交通⋯⋯各個項目的統計數字。但我相信一般民眾不太可能沒事會去翻它，應該都是出於特定目的，需要瞭解某個面向問題時才可能翻閱、參考。那麼，這種編纂及出版目的的參考性書籍，在晚清時候為何且如何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呢？
對於19世紀末期的中國知識人或政府官員來說，透過閱讀統計數字來瞭解和掌握國家大勢，這是很難想像與理解的技術。更進一步說，讀者在接觸《列國歲計政要》前，或許根本無法想像，原來數字能幫助我們做這麼多事情，而且是與國政密切相關。而這或許正是清帝國此際最需要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列國歲計政要》裡面，可以看到中外各國的人口、領土、交通、經濟、商貿這幾個項目的數量比較表。還可進一步檢閱，歐洲、美洲、非洲、亞洲、澳洲五大洲的幾個重要國家的各項數字資料。這是當時中國書籍市場上相當少見的一種，用數字來描寫世界，並得詳及各國狀態，且可針對不同項目來做比較工作。這樣一來，哪個國家在哪個範疇是領先世界的，便是一目瞭然的答案了。《列國歲計政要》剛問世，就有報紙廣告為之宣傳。廣告說，這本書的可信度高過新聞資料，且更能幫助我們看到西方富強文明本源之所在。[12]數字，真實的現象，這兩個部分結合在一起，即可幫助清政府釐清自己和他人的問題與差別之所在。（圖3）
圖3 《列國歲計政要》
「中國缺乏數字」，清帝國未能定時產出各種國家數字，這隨即被捧讀《列國歲計政要》的讀者，認為是國政改革的核心問題。當時有兩種主要意見。第一，這種年鑑類別的文本，紀錄「人民、土地、學校、國用、鐵路、戰船、電線」這些屬於國家社會的基本事實。每年編纂和出版此書，就可供施政者逐年比較以勾勒出國政變遷的趨勢。[13]第二，國家治理必須以統計數字為依據。讀者認為，西方國家的施政基礎是建立在「以算數稽其實事，以實事覘其利弊」上。中國缺乏定時搜集數字的能力，就無法掌握國勢逐年變化的軌跡。[14]這兩種意見，在在要求統治者必須建立主動、精準與規律搜集國家各項數字資料的行政能力，且得每年編纂中國自己的《列國歲計政要》。可以見得，從西方傳來的年鑑，以統計知識揭露了西方國家的勝出處，更彰顯中國的核心問題：行政官僚體系還未具備建構數字政治的知識與技術。也就是說，國家若要富強，就必須要生產各種數字，掌握國家內部的事實。
四、追求數字的形式主義作法和問題
一時間，數字彷彿成為了清帝國在19世紀末葉得面對和解決的關鍵課題。但問題是，傳統中國完全沒有處理數字的能力嗎？當然不是這樣的。熟悉中國史的讀者應該都瞭解，數學和卜算技術很早就形成與發展，且有相當程度的成果。再者，根據明清經濟史研究成果，近世以來，民間社會的商業團體也擁有十分成熟與完備的複式簿記技術。也就是說，在傳統中國的經濟和商業活動底下是有一套詳實的會計制度在支撐。會計制度與國家政權的統治合法與合理性，密切相關。Jacob Soll的《大查帳：掌握帳簿就是掌握權力，會計制度與國家興衰的故事》有清楚又精彩的分析。他告訴我們，這套商業語言是建構現代責任政治的基礎思維。[15]這也就形成了一個問題：既然中國原已發展出商業會計制度，為什麼部分近代知識人在接觸到《列國歲計政要》後，會突然間覺得中國完全沒有辦法製作和掌握自己的數字？「中國沒有數字」究竟是真實的缺陷，還是被一種關於數字的想像式權威，所建構而成？
晚清時候可能沒有太多人會朝這個方向想，進而形成反省性思考。多數人是以「我們沒有數字」為出發點，急於建構一套新的治理模式。這個目的與晚清最後十年的立憲政治交織在一起，成為政府與知識人共同關懷的核心課題。只是，相信統計數字能富國強兵這種想法和主張，最後並沒能真的做出什麼成果，反倒讓國家與社會產生一種追求統計數字的形式主義困境。
當時有許多人將注意力放在《列國歲計政要》呈現數字的「表格」形式上，認為表格能解決國家困境。有讀書人將統計表看作一種「表學」，能將抽象的國家轉化成具體數字；這是西方學問與中國學問最關鍵的差距。另外，也有人想自己嘗試來製作表格。出版家高鳳謙(1869-1936)在讀了《列國歲計政要》和續作《丁酉列國歲計政要》後，興起了自己動手製作的念頭。他甚至還批評林樂知版的歲計政要，表格實在太少了，不敷使用。最後，在高鳳謙筆下誕生了《光緒二十四年列國歲計表》。[16]更進一步，1898年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發動戊戌政變，康有為將寫滿統計數字的表格，《列國歲計政要》和自己編寫的《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帶到了光緒帝眼前。攤開列表，康有為向皇帝說明，中國只有在人口和領土面積領先列強，其餘項目都是遠遠落後。[17]表格在揭露國家問題上，看似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圖4）
圖4 《列國歲計政要》書中的表格
這很可能是清政府在立憲階段將部分精力放在建立統計表格上的原因。1909年2月，預備立憲的主責機關憲政編查館發下一份《統計表總例》，開宗明義道「統計必以表式行之」，揭示表格對獲取統計數字的重要性。[18]憲政編查館要求各地都得展開統計工作，並需詳細列表，隨時向上呈報。這份《統計表總例》詳細說明地方進行統計工作時，如何依循「表」的標準格式來作業。最終，清政府想要做的是，生產中國的數字，編寫自己的《列國歲計政要》。只可惜，這個以中國自身年鑑來與西方列強爭勝的願望，最終似乎落空了。至於搜集和掌握數字的部分，在現有研究成果看來，單以教育改革項目裡的教育統計，就有許多填報者為求表現而虛報數字的現象。[19]如果進一步追索，恐怕還能發現在更多地方有浮報數字的現象。這樣一來，清政府過度追求標準化表格，反倒無法獲致能反映真實現象的數字。（圖5）
圖5 《統計表總例》
同樣是1909年，明治日本做到了這件事情，出版了第一本統計年鑑。該年，在《商業界》、《中央公論》上出現一段充滿「數」的廣告文案：「要詳細規劃世界發展趨勢，並確保無誤，就必須以數字為依據。沒有數字基礎，只有空中樓閣，只有在黑暗中摸索，只是粗枝大葉的原理。」[20]這段文字描述的是《日本政治年鑑》這項商品，這本被稱作近代日本第一本統計年鑑，由同文館出版，厚達1200頁，內容遍及皇室、國土、人口、中央行政、地方行政、帝國議會、地方議會、政黨、財政、國防、外交、教育、宗教、司法、警察、監獄、爵位勳章、產業、外國、貿易、商業及會社、銀行及金融、貨幣、鐵道及道路、郵便、電信、電話、船舶及水運……這些項目。這樣看起來，日本和中國面對的問題十分相像。兩國都嘗試在建立以統計數字來理解國家和世界趨勢的方法。《日本政治年鑑》的廣告文案看起來與中國知識人接觸《列國歲計政要》的反應十分類似。文案後半部說：如果民眾願意購買、閱讀與活用《日本政治年鑑》，那這些數字就能「用來思考過去，照亮現在，並衡量未來。」倘若「沒有這本書，你就不能夠經營企業；離開這本書，政治機關就無法運轉；沒有這本書，我們就無法學習學理；少了這本書，就無法洞察人情事理。」[21]對於這兩個同屬於漢字文化圈，同樣走在傳統帝國轉型為現代國家道路上的國家來說，數字仿佛就是當時候的「萬物之本源」。而年鑑就是能收納和展演萬千世界的關鍵文本。（圖6、7）
圖6（左） 《日本政治年鑑》
圖7（右） 廣告：《日本政治年鑑》
這裡並沒有要展開中、日追求統計數字的實質比較。問題還是要回到本節想說的，人們將表格看作解決現實環境問題的手法。我認為這是近代中國出現的一種追求數字的形式主義作法和問題。在目前筆者掌握的資料裡，還未能看到清政府實質教育和訓練地方統計人員的面向。反倒是有許多強調表格之於統計工作重要性的材料。從前述清政府和知識人的態度來看，當時他們很像是將「標準化表格」視為可獲得真實可信數字的途徑。也就是說，當時的人很可能相信表格本身，更勝於思考獲取數字的方法和過程。
五、我們要如何面對數字？
這就是一段近代中國「製作數字」的故事。但這不是一段中國如何生產數字的歷史，而是製作「我們沒有數字」的歷史。本文談到包括知識人與中央政府，為何與如何建構「我們缺乏數字」的認知，以致於走上追求數字的形式主義困境的複雜歷程。
《列國歲計政要》的譯介，製造了人們對於統計數字萬能的想像。配合晚清以降，接連在政治、外交、軍事面上遭逢打擊，以及在社會、經濟問題上又顯得益發無法穩定控制，出於富國強兵之需求，引發人們對於數字的熱切追求。最後，在沒有做好知識和技術層面的充足認識和準備的前提下，人們將焦點放到了「表格」這種展演數字的特殊形制與規格上。經濟官僚尹仲容（1903-1963）對這段歷史經驗的記憶甚深。他曾於1930年代的一篇文章談到，自清末推行新政以來，「表格在行政上在事業上都成為很時髦的東西。到了現在，東一張調查表，西一張一覽表，五花八門，弄得許多人走投無路。」為了大規模填報數字，最終是逼得許多人「造了許多謊」。[22]這種對於表格的過度信賴以及對於統計學的錯誤認識，導致了晚清到民國時期接連產出了許多數字，但他們並不代表真實。
大量製造表格卻沒辦法搜集到真實的數字。近代中國追求數字的經歷，就反映了人們對數字的信任是建構在相信某種「權威」的基礎上。這個「權威」是由外來而內鑠，致使國人深刻相信，中國缺乏準確數字與運用數字能力。就像文章前面談到的，中國本已有的複式簿記技術。這些原本能處理數字的複雜知識和能力，在國家面對諸多困境前面，就被消解為「我們沒有數字」的聲音。形成我們這裡看到的故事。
數字還能相信嗎？本文不是寫來否定數字的作用。畢竟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由數字建構的世界。但我們至少不能讓數字決定自己的生活。本文想要透過近代中國的例子來說明，我們眼前所見的各種數字，以及據其所提煉的各種公共意見和主張，背後都有各種特定因素影響和干擾。這些數字是在公共領域被製作出來，它所代表的「真實」是得被放在背後的特定條件下來認識與評估。而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實。就像經濟學家指出的，要擺脫統計學對現代生活的掌握，就是要能辨析數字被製作過程背後的各種問題預設和條件。應該是我們來決定數字的正確使用方式。[23]更進一步說，當我們在面對社會上各種崇拜數字的聲音，以及宣稱運用數字施政就能正確治理國家的統治者，在接納這些人的要求和主張前，我們更要注意，在他們提出那些數字的背後，存有什麼樣的條件和目的。就是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數字被賦予了「權威」，製作出我們眼前看似的「真實」。
本文部分改寫自〈晚清數字政治的開端：從《列國歲計政要》的譯介說起〉，即將刊登於《新史學》第35卷第3期。
參考書目：
[1] 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dited by 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p. 5.
[2] 喬·貝斯特（Joel Best）著，張淑貞、何玉方譯，《統計數字：是事實，還是謊言？》（台北：商周出版，2008），頁38-43。
[3] Theodore M. Porter,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4] Arthur Henderson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Revell, 1894), p. 55.
[5]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609。
[6] 梁啟超，〈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收入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287。
[7] 李景漢，〈序〉，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收入《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3，頁14。
[8]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著、梁晨譯，《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台北：麥田出版社，2023）。
[9] 斯科特在另外一本書裡就討論到量化對於公共事務的負面影響。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著、王審言譯，《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台北：麥田出版，2021）。
[10] 這種反思像是：傑瑞·穆勒（Jerry Z. Muller）著、張國儀譯，《失控的數據：數字管理的誤用與濫用，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與工作，甚至引發災難》（台北：遠流出版社，2019）。札卡里·卡拉貝爾（Zachary Karabell）著，葉家興、葉嘉譯，《當經濟指標統治我們：從GDP、失業率、通貨膨脹、貿易差額⋯⋯反思我們的經濟生活》（台北：左岸文化，2015）。
[11] https://ws.dgbas.gov.tw/001/Upload/466/relfile/11503/233862/yearbook112.pdf。 查閱時間：2024年10月16日。
[12] 百不如人，〈新出列國歲計政要〉，收入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第6冊(臺北：華文出版社，1968)，頁3888。
[13] 徐勤，〈丁酉列國歲計政序〉，《知新報》，24（澳門，1897），頁4b。
[14] 陳慶年，〈列國歲計政要答問〉，《時務報》，61（上海，1898)，頁1b-2b。
[15] 雅各·索爾（Jacob Soll）著、陳儀譯，《大查帳：掌握帳簿就是掌握權力，會計制度與國家興衰的故事》（台北：時報文化，2017）。
[16] 〈高鳳謙書 八〉，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620。
[17] 康有為，〈《光緒二十三年列國政要比較表》〉，收入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4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346-370。
[18] 〈憲政編查館奏遵辦民政財政統計編訂表示酌舉例要摺并單四件〉，收入清憲政編查館編，北京圖書館影印室輯，《清末民初憲政史料輯刊》，第1冊（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593。
[19] 許瑈芸，〈數字化管理的野心：近代中國的教育統計（1902-1937）〉(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1)，頁11-39。
[20] 〈廣告 本邦における最初の政治年鑑〉，《中央公論》24:7（1909年7月），頁97。
[21] 〈日本に於ける最初の政治年鑑〉，《商業界》12:1（1909年7月），頁111-112。
[22] 尹國墉，〈談表格〉，《電信效率》1：3（1936年），頁52。 感謝學弟楊鈞量惠示此史料。
[23] 桑尼·布勞（Sanne Blauw）著，林曉欽譯，《數字偏見：不再被操弄與誤導，洞悉偽科學的防彈思考》（臺北：今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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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承樺/清帝國與那些「沒有數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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