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宗億（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戰後西德歷經二十年迴避而沈默對待二戰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在1970年代出現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的轉折，之後又遭遇1980年代保守力量之迴盪退縮，終在兩德統一之後浮現各種二戰記憶的眾聲喧囂。戰後德國經驗在在說明，國家暴力與侵害人權相關歷史與記憶的恢復，其路程必然漫長而崎嶇，並無捷徑。
一、前言
1970年12月7日，隸屬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 1913-1992)在華沙起義紀念碑(Pomnik Powstania Warszawskiego)獻花致敬時，突然下跪為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大屠殺公開道歉與悔罪，史稱「華沙之跪」(Kniefall von Warschau)。布蘭特的驚天一跪，深植世人記憶，更成為世人認知戰後德國積極正視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罪責的重要象徵。[1]然而，若將視野轉移到1949年至1969年間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1876-1963)及其所屬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執政時期，將可窺見西德官方與大眾面對大屠殺的集體迴避與沈默態度，與西德總理布蘭特於「華沙之跪」體現的積極面對、反省與悔罪姿態相較之下，實有天壤之別。
圖1 德國總理布蘭特在華沙起義紀念碑前的跪拜姿態
圖片來源：https://rarehistoricalphotos.com/warschauer-kniefall-1970/
從長時期眼光來看，現代德國自終戰以來並非始終以正視態度面對納粹德國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等國家暴力遺緒，經逾半世紀之進退、起伏，猶太人、同性戀與辛提和羅姆人(Sinti and Roma)大屠殺相關國家級紀念碑，才在二十一世紀初，先後出現在新德國首都政治象徵中心的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周遭地景之中。[2]
戰後兩德分治時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在內部左、右政黨競合以及冷戰國際政治牽絆下，呈現不斷變遷而複雜的發展與擺盪，歷經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1945-1949)的納粹戰罪宣傳與去納粹化、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艾德諾時期(1949-1969)的回避與沈默以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布蘭特與施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2015)時期(1969-1982)的積極面對與悔罪、基督教民主聯盟柯爾(Helmut Kohl, 1930-2017)執政時期(1982-1989)的迂迴曲折而相對化、常態化取向，以及兩德統一之後(1990-)的眾聲喧囂等五個時期。[3]
戰後西德歷經二十年迴避而沈默對待二戰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在1970年代出現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的轉折，之後又遭遇1980年代保守力量之迴盪退縮，終在兩德統一之後浮現各種二戰記憶的眾聲喧囂。戰後德國經驗在在說明，國家暴力與侵害人權相關歷史與記憶的恢復，其路程必然漫長而崎嶇，並無捷徑。
在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一方面「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另一方面「選擇性記憶」德國戰俘受困蘇聯集中營、德勒斯登(Dresden)大轟炸等盟軍空襲，以及德裔難民被迫從中東歐遷徙回德國等集體二戰受害苦難經驗，並將戰爭罪責歸咎於希特勒與納粹黨政菁英，甚而有「清白國防軍」(saubere Wehrmacht)之迷思，[4]藉以合理化德國集體受害、無知而無罪的情結。
二戰終戰與猶太人解放七十週年，以及法蘭克福(Frankfurt)奧許維茲大審(Auschwitzprozesse)結束五十週年之際，德國出現《沈默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5]此一以大審前史為背景且再現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與大眾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歷史電影。2014年9月6日，由瑞奇爾利(Giulio Ricciarelli)編導的《沈默迷宮》於多倫多國際影展首映，同年11月起在德國等歐洲各國正式上映，引起廣泛注意，且至2015年十月，德國票房累績達一百七十五萬餘美元，全球票房四百一十二萬餘美元，並曾獲2015年德國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與最佳劇本等大獎，還代表德國角逐2016年奧斯卡外語片提名。[6]
《沈默迷宮》根據歷史改編，再現法蘭克福大審之前的五年偵調過程，從中彰顯在艾德諾時期「畫下底線」(Schlußstrich)的官方主宰性論述之下，西德司法與警政人員對納粹戰罪的迴避與冷漠態度，以及社會大眾在1950年代經濟奇蹟下集體遺忘猶太人大屠殺的趨勢。劇中主人翁萊德曼(Johann Radmann)一角雖為虛構，但實以大審相關檢察官沃蓋爾(Georg Friedrich Vogel, 1926-2007)、庫格勒(Joachim Kügler, 1926-2012)與韋澤(Gerhard Wiese, 1928-)為原型，而其中韋澤本人也擔任電影顧問，劇中也不時穿插他的記憶。[7]此外，電影中的主要角色法蘭克福檢察廳總長鮑爾(Fritz Bauer, 1903-1968)、記者聶卡(Thomas Gnielka, 1928-1965)與曾任國際奧許維茲委員會(International Auschwitz Committee，簡稱IAC)秘書的朗拜(Herman Langbein, 1912-1995)，也都是奧許維茲集中營實際調查過程中的關鍵人物。
本文嘗試在《沈默迷宮》詮釋的基礎上，具體呈現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進而探究其形塑與變遷的記憶政治脈絡，並分析其在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變遷歷程上的時代意義。
圖2 《沈默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電影海報
圖片來源：https://pt.wikipedia.org/wiki/Ficheiro:Im_Labyrinth_des_Schweigens.jpg
二、《沈默迷宮》
《沈默迷宮》的情節內容，主要由五部分構成。第一部分鋪陳法蘭克褔檢察廳檢察官萊德曼自1958年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犯的緣起，從中體現西德司法體系乃至大眾對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集體無知與冷漠。影片伊始即呈現大屠殺倖存者西蒙克許(Simon Kirsch)巧遇當時正任教職的前奧許維茲集中營武裝黨衛隊(Die Waffen Schutzstaffel)隊員舒茲(Alois Schulz)，並在三次報警無人處置之後，由記者聶卡帶領前往法蘭克福檢察官辦公室檢舉，但卻仍無人受理，而檢察長趕走聶卡與西蒙時更暴怒道：「同盟國對納粹斬草除根是事實，聶卡對祖國根本毫無忠誠」(00:07:47)。[8]
面對法蘭克福檢察官的冷漠態度，聶卡將檢舉信丟在地上，隨即被檢察廳秘書棄於垃圾桶，但卻被萊德曼從垃圾桶中拾起，成為開啟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犯的契機。然而，拾起檢舉信的萊德曼卻明顯對奧許維茲集中營情事毫無所知，但仍展開一連串資料搜集，嘗試偵辦舒茲的案件，卻在在彰顯德國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無知，此為《沈默迷宮》第二部分的劇情主軸。一經查證，萊德曼發現舒茲二戰間的資料全部消失，於是前往美軍管理的資料中心查找資料，並遭到美軍軍官奚落，諸如「你們也曾是納粹」、「一但戰敗馬上變成好人」、「你爸就曾是納粹」與「戰後人人都成了反抗鬥士」(00:08:40)等讓萊德曼摸不著頭緒的說辭。
到美軍資料中心查證舒茲身分未果的萊德曼，在檢察總長鮑爾主持的會議提及舒茲一案，檢察長隨即表示將轉教育部處理，示意萊德曼不必理會，但也引起鮑爾注意。之後，萊德曼遇到聶卡，向他表示已處理舒茲一案，且舒茲已遭學校停職，但聶卡卻表示懷疑。不放棄又無知的萊德曼追問：「你要控訴他什麼？你覺得他殺了誰？」(00:11:41)面對萊德曼的追問，聶卡反問：「他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待過……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00:11:44)萊德曼則回答：「那不是受保護的居留營區嗎？」(00:11:48)啞口無言的聶卡非常驚訝，開始追問幾位年輕人是否知道奧許維茲，結果無人知曉，故跟萊德曼說：「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暴行，竟是輕易地否認與遺忘，一個德國檢察官不知道奧許維茲曾發生的事，就是個恥辱。」(00:12:20)這段對話是本片關鍵，具體呈現1950年代末西德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無知。
萊德曼繼續追查，發現舒茲並未停職，並詢問檢察長，而檢察長則表示那是教育部的責任，萊德曼又說「但舒茲在奧許維茲待過……」，檢察長則回應：「這類營區隨處都是，美國跟俄國也有啊，我也在法國的營區待過一年。」(00:13:53)比萊德曼資歷稍長的海勒(Otto Haller)則進一步說：「戰後我被迫看過一部關於這類事件的電影，盡是些政令宣導片，戰勝者所編造的故事。」(00:14:08)電影第二部分最後，檢察總長召見萊德曼，提醒他要留意「公部門到處都是納粹，大尾到小咖，無所不在」(00:16:23)。
在電影第三部分，萊德曼與瑪琳(Marlene)陷入情網，並在證據搜查上有所突破，開始進行大規模偵辦工作，期間遇到聶卡感嘆道：「我真不懂，這怎麼能夠當成秘密呢？」聶卡回答：「怎麼能？很簡單啊！大家都幹過跟舒茲一樣的事啊！他們把制服一脫，假裝沒事繼續過生活，沒人過問，因為沒人想知道。」(00:17:08)聶卡的回答，或許說明了德國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集體無知的可能因素。
某日，萊德曼受聶卡之邀前往舞會，並在舞會後與聶卡護送西蒙回家，並在西蒙家找到奧許維茲集中營的武裝黨衛隊名單，成為調查瓶頸的突破口。萊德曼請警方協助抓人，卻被拒絕，甚至把名單當作桌子腳墊，呈現警政人員的冷漠態度。除了續找證據之外，萊德曼開始訪談各地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也隨聶卡前往嫌疑犯住處偵查，發現對方只是一般麵包師傅。
眼見萊德曼開始進行大規模偵訊，檢察長卻質疑調查的意義。萊德曼表示他偵訊的對象都是「數千起謀殺案的目擊證人」(00:37:47)，檢察長則認為在納粹德國時期「我們別無選擇，只要敢反抗的人都殺了」，更何況「戰後這些在紐倫堡都解決了」(00:38:00)，並指稱萊德曼的調查，「只是扳開德國剛結痂的傷口」(00:38:44)。再一次，檢察長質疑追究猶太人大屠殺戰罪的意義，並強調在紐倫堡大審時都已「處理」過了。
為了查找奧許維茲集中營證據，萊德曼再次到美軍資料中心，美軍軍官向他表示，「沒人想碰那件事，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並稱「就維持現狀吧！希特勒都作古了，我們目前的敵人是蘇聯。」(00:40:21)在萊德曼的堅持下，美軍軍官仍帶領他至檔案室查看六十萬武裝黨衛隊的資料。萊德曼發現，奧許維茲是「由8000個零件所組成的殺人機器，大大、小小、官僚、行刑者都是……。」(00:42:05)
電影第四部分呈現萊德曼偵辦方向轉而執著於追捕有「死亡天使」(Todesengel)之稱的奧許維茲殺人魔王醫生門格勒(Josef Mengele, 1911-1979)。因萊德曼曾耳聞西蒙懊悔自己在奧許維茲集中營親手將雙胞胎女兒交給殺人魔王門格勒，卻慘遭被注射各類細菌與病毒、在沒有麻藥狀況下被開腸破肚、腦袋被針插入、像雙胞胎一樣被縫在一起等生理實驗(00:42:05)，萊德曼發覺集中營中除了像「零件」的一般人之外，還有像惡魔般的殺人兇手，於是緊追門格勒不捨。
由於偵辦規模龐大，總長向檢察長要求調派海勒支援，但卻遭拒絕。檢察長表示，海勒可以幫忙處理許多案件，無法協助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案，總長表示該案被列為最優先，檢察長則以「連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了，該為這不幸事件畫上底線，審訊將是毒藥。」(00:51:09)鮑爾檢察總長則憤怒表示：「完全相反，隱瞞才是毒藥，毒害我們尚待茁壯的民主。」(00:51:18)至此，觀眾終得知檢察長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冷漠態度實有所本，亦即「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的「畫下底線」政策。
眼見萊德曼專注於追捕門格勒，鮑爾示意他應鎖定小人物，但萊德曼始終固執，且在警政部門處處碰壁。雖追捕期間有人通風報信，但總在最後一刻錯失良機。鮑爾對此非常生氣，再次告誡萊德曼，此事牽扯範圍甚廣，非其所能掌控，尤其「門格勒、艾希曼跟其他人，都受到有權勢的朋友保護者，一個都不能信。」(01:01:22)鮑爾更向萊德曼重申，偵辦方向要鎖定小人物：「德國人必須正視曾犯過的罪行，不僅是希特勒或希姆萊做幹的，而是那些自願、未遭脅迫，且尚未被定罪的尋常庶民，這是我們所該做的，一場大型審判……」(01:17:52)鮑爾再次強調猶太人大屠殺罪犯不僅止於納粹黨政菁英，還及於一般庶民小人物。
在電影第五部分，萊德曼最終放棄追捕門格勒，但卻發現父親曾是納粹一員，也發現聶卡曾待過奧許維茲集中營，因而逐漸出現認同危機。在放棄追查門格勒之後，萊德曼找到舒茲在集中營的照片，順利逮捕舒茲、穆卡等人，又遭檢察長冷言冷語，再度強調其偵調工作「傷及社會」，但萊德曼則堅持「要讓一切謊言和所有沈默……到此為止。」(01:20:42)檢察長與萊德曼之間的爭執，儼然世代衝突，象徵在納粹時期已成年世代與戰後成長或出生的年輕世代之間，在面對猶太人大屠殺態度上的衝突，就如檢察長質疑萊德曼：「你是要所有年輕人都去質疑自己父親是否是個謀殺者嗎？」(01:20:35)然而，就在此刻，萊德曼母親告知他的父親「別無選擇」也是納粹，並從美軍資料中心獲得證實。同時，灰心喪志的萊德曼驚覺女友父親所屬的211先鋒部隊，在波蘭也曾涉入大屠殺，而此與戰後西德「清白國防軍」的集體迷思有所扞格。再者，萊德曼又發現聶卡在少年時代也曾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工作，可見德國大眾集體涉入猶太人大屠殺的程度。
多重打擊之下，萊德曼一度放棄檢察官工作，轉職到律師事務所，但隨即回心轉意，在西蒙鼓勵下和聶卡去奧許維茲集中唸悼文給西蒙的親人，並讓他發覺，調查與審判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判刑，而是讓世人知道受害者的故事與奧許維茲集中營的真相。最終，經過萊德曼、海勒與鮑爾的努力，法蘭克福大審於1963年12月20日開庭，而電影也結局於此，對於大審過程及其結果並無具體著墨。
綜上所述，《沈默迷宮》不但再現法蘭克福大審判前史，更具體呈現法蘭克福檢察官對抗西德官方「畫下底線」政策之下隱身在司法、警政與情治體系的納粹遺緒，並逐步突破偵辦困境的歷程，明顯可見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迴避與冷漠態度。同時，《沈默迷宮》也呈現1950年代末對抗艾德諾時期主流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對抗性另類態度的浮現，諸如鮑爾與聶卡主張正視德國一般大眾集體涉入猶太人大屠殺的戰罪問題，以及對於「清白國防軍」集體迷思的顛覆。
三、集體沈默與訴不盡的德國集體受害經驗？
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的「去納粹化」和「再教育政策」以及紐倫堡大審，對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具延續性影響，更是解析《沈默迷宮》的記憶政治脈絡。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美、英、法支持下成立，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進入基督教民主聯盟艾德諾時期。艾德諾為戰後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在1949至1963年擔任西德總理，而其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與政策，大抵為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 1897-1977)與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 1904-1988)等繼任總理延續，故本文稱1949年至1969年為基督教民主聯盟艾德諾時期。
(一)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去納粹化」與紐倫堡大審
二戰結束後，美國在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處理德國戰罪的政策，對西德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發展影響甚鉅。首先，盟國管制理事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在戰後除了審判德國戰犯，也積極肅清納粹意識形態，並全面解除德國軍備與解編軍事組織，且推動去納粹化政策，讓許多納粹黨員失去從事公職的資格。[9]同時，美國在佔領區內進行「再教育政策」，巡迴播放揭示納粹集中營暴行的紀錄片，並散發宣傳海報，呼籲德國大眾面對納粹罪責。[10]例如，有一張宣傳海報搭配呈現納粹德國戰爭暴行的照片，以斗大標題寫著「這些罪行，你們有罪！」(Diese Schandtaten: Eure Schuld!)，並宣告：「……你和你的同胞都要負起戰爭爆發的責任。我們的士兵見證了駭人聽聞之事，而你們卻說你們不用負責。」[11]
其次，紐倫堡大審的結果，也對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造成影響。紐倫堡大審於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進行，期間僅起訴納粹黨政軍高層等24名主要戰犯，其中12名獲判死刑，9名各種監禁刑期，3名無罪。[12]紐倫堡大審之目的在於定罪納粹黨政軍高層，故納粹基層人員都免遭起訴，也未涉及一般人民，為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迴避戰爭罪責，提供了體制性理由，正如《沈默迷宮》中檢察長所稱，戰罪問題「在紐倫堡都解決了」。
而且，紐倫堡大審並不受德國大眾歡迎，雖期間大屠殺暴行資訊大量披露，但納粹戰罪並未成為當時德國公共論述核心。針對盟國對德國集體戰罪的指控，德國大眾大部分也無法接受，[13]直指紐倫堡大審是「勝利者的正義」。[14]在戰後重建家園之際，德國大眾對紐倫堡大審感到氣憤且冷漠以待。[15]以「勝利者的正義」看待紐倫堡大審的心態，也呈現在《沈默迷宮》中海勒以「戰勝者所編造的故事」指稱盟軍推行的「再教育政策」一幕情節之中。
(二)「畫下底線」：艾德諾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論述
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與論述，具體而微見諸總理艾德諾於1949年9月20日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議會的就職演說。[16]在其通篇演說，多著墨於經濟、金融、外貿等國家政策說明，[17]直到中後段落才約略談及納粹德國的罪責問題，但花更多篇幅批評「去納粹化」政策，並轉而強調戰時與戰後許多德國人遭受的「磨難」，甚而考慮進行「特赦」納粹戰犯，避免他們淪為次等人，[18]故而針對納粹戰罪定下「將過去留在過去」的方針，而此即《沈默迷宮》中檢察長所稱「畫下底線」政策。[19]
其次，艾德諾進而強調，滯留蘇聯集中營的德國戰俘與戰後被迫從中東歐遷徙的德裔難民遭受的苦難，才是真正「嚴正而重要」的問題，故將設法讓身陷蘇聯的150萬至200萬戰俘盡快回家，並解決1,200萬中東歐德裔難民的身心創傷。[20]綜觀艾德諾就職演說，對納粹戰罪僅輕描淡寫，重點反而在批判「去納粹化」，並著墨解決難民身心受創與解救德國戰俘的重要性。
在積極推動與歐美國家和解以重新融入戰後西方國際政治的「西向政策」之下，艾德諾推動賠償(Wiedergutmachung)猶太人大屠殺受難者的政策，稱西德與以色列簽署宣言，以宣示猶太人與德國之間的過去都將成過去，且強調與以色列建立友善關係之必要性，否則將嚴重阻礙德國重返國際政治的努力。[21]換言之，西德賠償猶太人受害者，有其道德與政治之必要性，同時可讓「猶太人與德國之間的『過去』成為『過去』」。
艾德諾處理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與政策充滿曖昧性，對1950至1960年代的西德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影響深遠。他一方面緣於國際政治考量，回應西方人道主義與人權期待，主張賠償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但另一方面，在類似就職演說這樣的公開場合，卻避談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此兩手策略，一面討好美國，以利西德重新融入國際政治，一面鞏固多數對大屠殺沈默以對的大眾，作為西德建立反共民主堡壘的中間力量。
艾德諾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迴避態度，也有其選舉與國家重建等因素考量。一方面，他可以取得特赦遊說團體，以及對猶太人大屠殺持沈默態度的德國公民選票。另一方面，為了讓納粹時期的人力資源成為重建即戰力，反對追究納粹戰罪，甚而進行特赦，但也因而邊緣化猶太人大屠殺問題。[22]鞏固民主反共堡壘與重建國家乃艾德諾政府重要國策，於是猶太人大屠殺成為不可面對之重，故經濟復原與民主的穩定，先於面對納粹戰罪。[23]
因此，未受審判的前納粹黨員得以重返德國社會，並在政府與各領域扮演要角，也因而出現《沈默迷宮》中檢察總長鮑爾對萊德曼的警示：「公部門到處都是納粹，大尾到小咖，無所不在」。
此外，戰後西德官方與大眾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沈默，也有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因素。由於西方民主陣營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並納入西德的現實需求，有利艾德諾政府在國際選擇性忽視之下，合理化其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24]正如《沈默迷宮》中的美軍軍官眼見萊德曼積極調查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犯，卻聲稱「沒人想碰那件事，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並力勸萊德曼「維持現狀」，因為「我們目前的敵人是蘇聯」。
因此，艾德諾時期以「畫下底線」政策為核心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直接反映在司法體系的集體冷漠與迴避態度之上。1958年左右，艾德諾正面回應特赦戰犯的遊說活動，將無意處理納粹戰犯的官員置於司法機關重要位置，納粹戰犯訴訟與定罪案件數量因而急遽減少。由於艾德諾政府「畫下底線」政策的影響，資深檢察官不會積極主動調查納粹戰罪，因他們多數如萊德曼的父親一樣曾是納粹黨員，而多數資淺檢察官則不瞭解或不知道猶太人大屠殺，無從或不想主動偵辦相關案件。[25]此番趨勢巧妙再現於《沈默迷宮》，資淺檢察官萊德曼對奧許維茲集中營罪犯的偵辦從垃圾桶的一張紙條開始，而其偵辦過程又屢遭長官與同事冷眼與批判。
(三)選擇性記憶德國集體受害苦難：以戰俘為中心
艾德諾就職演說的另一重點，在於對德國戰俘與中東歐德裔難民受難經驗的強調，包括至1949年仍被關押在蘇聯集中營的150萬德國戰俘，以及1,200萬被迫從波蘭等中東歐遷徙回德的德裔難民。[26]為此，艾德諾政府成立「聯邦流離失所者、難民與戰爭傷害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 Flüchtlinge und Kriegsgeschädigte)處理相關問題。以戰俘與難民為主體的利益團體成為重要社群組織，立意爭取社會福利資源，也積極建構戰俘受害者的集體記憶。[27]艾德諾政府致力於妥適照顧德國戰爭受害社群，但對猶太人納粹受害者卻不置一詞，[28]因而形成受害者階層化現象，德國受害者受到選擇性強調，而猶太人受害者則被邊緣化。
戰後德國集體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迴避與沈默態度，跟德國軍民在戰爭時期的苦難經驗不無關係。就軍隊人員而言，國防軍死亡人數達300萬至530萬，而作戰中失蹤人數則約150萬；[29]戰後初期受困蘇聯集中營的德國戰俘超過300萬，另800萬受困於西方盟國戰俘營，其中約100萬人死亡。[30]就一般人民而言，在戰爭末期盟軍空襲期間，死亡人數達50萬至100萬，另外1,200萬德裔難民被迫從中東歐遷徙過程中死亡人數也達50萬，且大量婦女遭強暴等暴行對待。[31]如此大量軍民死傷、失蹤與流離，形成不可承受而難以癒合的集體創傷，故於重建中療傷止痛已猶不及，更不用說要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罪責，因而構成德國人集體受害論述的心理基礎，[32]甚而許多德國人認為他們的苦難並不亞於猶太人。
這種德國人受難程度不亞於猶太人大屠殺的認知，甚至到終戰五十週年之際，仍然存在於德國大眾。根據《明鏡》週刊(Der Spiegel)於1995年5月的民意調查，受訪者中44%受過小學教育以上的德國人，認為德裔難民被迫從中東歐強迫遷徙回德國的苦難，猶如猶太人大屠殺。[33]
西德大眾專注二戰受害苦難而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在法蘭克福大審期間也同樣可見。根據1964年8月的民調顯示，知道法蘭克福大審的受訪者中，有39%反對進行大審，而其中45%來自35至54歲年齡層，[34]而在第三帝國時期已成年的世代，皆認為大審「破壞我們的國際聲譽」，或「只是浪費錢」，且認為「終於是時候到此為止」。[35]1965年初的民調也顯示，57％的德國民眾反對出現更多納粹戰犯審判。[36]德國大眾對法蘭克福大審的冷漠與反對，正反映艾德諾政府的「畫下底線」政策，猶如《沈默迷宮》中，面對萊德曼積極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罪，檢察長直言：「連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了，該為這不幸事件畫上底線……。」
此外，戰後盟軍佔領時期以來可能涉及司法調查與審判的恐懼，也讓西德大眾傾向對猶太人大屠殺沈默以對。據統計，納粹黨保守估計有八百五十萬至千萬黨員，其中除了二十五萬武裝黨衛隊成員之外，另約九萬德國人民遭司法調查，由於牽連範圍甚大，大部份德國人寧願對猶太人大屠殺保持沈默。[37]此般心理，正可徵諸《沈默迷宮》中美軍軍官所稱「你們也曾是納粹」、「一但戰敗馬上變成好人」、「你爸就曾是納粹」與「戰後人人都成了反抗鬥士」等說辭，亦正如劇中記者聶卡所言：「大家都幹過跟舒茲一樣的事啊！他們把制服一脫，假裝沒事繼續過生活，沒人過問，因為沒人想知道。」
戰後西德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邊緣化，並不意味德國官方與大眾完全不記憶二戰與納粹德國時代。他們記憶，但從德國人視角選擇性記憶二戰集體受害經驗，而這也是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與部分大眾面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態度取向的重要脈絡。由此觀之，德國二戰集體受害記憶實乃戰後廣大德國大眾「由下而上」的戰爭苦難經驗，以及艾德諾政府有意識「由上而下」運用德國集體受害經驗之間互為表裡與辯證交織的結果。
記憶與遺忘如同硬幣之兩面，正當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與大眾「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罪責之際，另一方面則「選擇性記憶」戰時與戰後的集體受害經驗，其中又以深陷蘇聯集中營的德國戰俘苦難及其相關紀念為主要核心。因此，在西德官方與公共論述中，獲釋返國的德國戰俘成為蘇聯不義暴行的倖存者與英雄。西德不分政治與宗教立場，一體認同蘇聯戰俘集中營倖存者，歡迎最後一批戰俘歸來的群眾也綿延八十公里，而戰俘得以回歸的時刻，也成為戰後西德統合與政權合法性的象徵。雖並非所有獲釋戰俘都能跟家人重聚，也非所有回歸戰俘都能在身心健康地重回社會，但官方論述在在選擇性強調戰俘跟家人團聚和重返社會的歡樂意象，更將回鄉的德國戰俘形塑為蘇聯不義暴行的倖存者與英雄。
然而，以德國戰俘為核心的德國二戰受害論述，在艾德諾執政之前已存在於德國社會。戰後初期，德國各種宗教與政治社群為了國家重建而操作德國二戰受害苦難記憶，諸如天主教與德國福音教會常舉辦歡迎歸來戰俘的紀念、禱告活動，一方面感念他們「無法言傳的貢獻與苦難」，[38]另一方面暗批盟軍不義戰爭暴行與「去納粹化」政策。例如，1946年9月，德國福音教會舉辦戰俘禱告週活動，悲嘆德國人民的悲慘遭遇，12月即與天主教會共同發起釋放德國戰俘連署活動，並積極向盟軍陳情釋放戰俘。[39]由此觀之，戰後西德教會組織揭櫫的德國二戰集體受害論述，可謂艾德諾時期形塑以德國戰俘為核心之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根基。
綜上所述，天主教、福音教會與不同黨派齊聲強調德國戰俘受難經驗，正顯示在艾德諾政府執政之前，德國集體受害論述已蔚然成風，同時也成為戰後西德重構集體認同的基礎。是故，搶救戰俘議題雖是艾德諾政府不可承受之重，但也成為其「由上而下」利用「由下而上」的德國人集體二戰受害苦難記憶的經驗基礎。
四、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
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猶太大屠殺記憶文化之形塑，有其內部政治以及冷戰國際政治脈絡因素，也有德國大眾二戰苦難經驗形塑之集體受害情結與記憶因素，且進而形諸同時期史學論著、歷史教科書、口述訪談紀錄、影視文藝、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等形式的官方與大眾文化記憶媒介之中。
(一)史學論著與歷史教科書：常態化、合理化與相對化
首先，西德史家為了證明德國及其歷史的正常性，經常「改道」從事德國國族發展史、第二帝國史等納粹德國「前史」研究，而少數觸及納粹德國研究者，也習於將其探究主題置於歐洲史或世界史宏觀脈絡下詮釋，企圖相對化或淡化德國戰罪問題，以證明德國及其歷史發展的常態性。[40]在此研究取向下，猶太人無緣透過史家發出聲音，但少數經歷納粹德國與二戰的老生代與中生代史家，則嘗試將德國史從納粹德國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證明德國自1871年以來的合法性，[41]其中以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為主要代表。[42]
在《德意志的災難：反思與追憶》(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 und Erinnerungen, 1946)一書中，邁乃克為德國及其文明辯護，哀嘆希特勒與納粹所致德國災難，試圖論證猶太人大屠殺的歐洲文明根源，並彰顯反納粹抗爭英雄事蹟。[43]此外，為證明德國的正常性，邁乃克一方面論證德國對西方文化的貢獻，主張納粹與希特勒實為德國歷史發展異象，但另一方面稱此一異象乃源於西歐啟蒙思潮以來的科技發展、群眾政治與工商慾望，並強調希特勒個人因素及其對德國精神的「不倫不類化」(Entartung)。[44]由於邁乃克意在探討德國災難及其成因，故強調德國人的受害者身分與苦難經驗，鮮少述及納粹集中營不義之行。
戰後二十年間的西德史家選擇性忽略猶太人大屠殺研究，或有學術體制因素。1950年9月，西德成立「現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專研國家社會主義與第三帝國史，其成員即包括邁乃克。自1953年起，該所出版《現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刊載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研究，但該季刊大多論著均傾向從宏觀歐洲脈絡的比較視角解釋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大屠殺，藉以相對化或淡化德國戰爭罪責。[45]
此外，戰後二十年間的西德史家選擇性忽略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研究，也源於新世代史家面對父執輩史家之納粹德國生命經驗的現實考量。戰後成長的新世代史家，在心理上仍未準備好面對老師與父執輩曾經歷或參與納粹德國政治與戰爭的經驗，只好迴避轉而研究德意志帝國與俾斯麥等納粹德國的「前史」。[46]
其次，艾德諾時期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特色，也呈現在歷史教科書的內容。艾德諾政府將中東歐德裔難民的生命經驗編入教科書，並成立學術機構推動東歐史研究。[47]尤其，西德歷史教科書的二戰書寫，特別突出空襲與戰俘等德國二戰苦難，而猶太人大屠殺卻宛如未曾發生。此外，當教科書提及戰爭罪責，則完全歸咎於納粹與希特勒，甚而檢討希特勒在戰術與政治上的缺失，但僅以47字內文輕描淡寫猶太人大屠殺，並多以「最後解決方案」與「猶太問題」等名詞隱晦指稱，缺少具體情況之描述。甚者，教科書常出現紐倫堡大審美國法官的證詞，指出「不超過一百人」知道「最後解決方案」，儼然德國人集體無知論述的司法根據。[48]換言之，戰後二十年間西德歷史教科書側重描寫德國二戰苦難經驗，反映德國集體受害論述之主宰性，具體表現出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罪責歸因於納粹與希特勒、德國人集體無知等官方論述。
綜上所述，戰後西德二十年間的德國納粹災難歷史解釋，以及歷史教科書的二戰書寫，清楚呈現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主旋律：邊緣化猶太人大屠殺議題、戰罪責任歸於納粹與希特勒，以及強調德國軍民的受害苦難身分與對大屠殺的集體無知、突顯反抗納粹英雄，並表現出相對化與常態化德國歷史的傾向。
(二)口述歷史與影視文藝
艾德諾政府成立「聯邦流離失所者、難民與戰爭傷害部」，除了照顧中東歐德裔難民與戰俘社群的身心療癒與福利之外，也積極採集他們的二戰苦難創傷記憶，以為凝聚西德政治認同的基礎。首先，在惠勒(Hans-Ulrich Wehler, 1931-2014)等德國史家團隊的努力下，自1950年陸續出版八大冊《被驅離的中東歐德意志人文獻集》(Dokumentation der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Ost-Mitteleuropa)，其中包括一萬一千名受訪者訪談紀錄與三部日記。艾德諾政府並積極採集、整理戰俘口述證詞，規劃22冊彙編，內含四萬五千份書面與錄音紀錄。[49]
圖3 《被驅離的中東歐德意志人文獻集》
圖片來源：https://www.amazon.com/Dokumentation-Vertreibung-Deutschen-Ost-Mitteleuropa-Bände/dp/3423590726
有關中東歐德裔難民與德國二戰戰俘的苦難經驗，也成為戰後至1960年代大眾影視文藝創作的主題。例如，1951至1959年間，總計一千九百萬人次觀賞了以洛恩斯(Hermann Löns, 1866-1914)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荒野綠了》(Grün ist die Heide, 1951)。該電影描述一位地主戰後由中東歐遷徙至西德的故事，立意刻畫中東歐德裔難民成功融入西德社會的歷程，正反映艾德諾時代官方論述基調；[50]德國劇作家博爾歇特(Wolfgang Borchert, 1921-1947)的劇作《外面的人》(Draussen vor der Tür, 1947)，以歸來戰俘為主角，再現德國戰俘苦難，以及他們回歸後在西德社會中的疏離狀態；[51]德國戰後初期的「礫石電影」(movies of rubble)藉由描繪戰俘的返鄉之路，讓德國集體受害意象得以廣泛流傳，尤其李本埃納(Wolfgang Liebeneiner, 1905-1987)改編自《外面的人》的電影《愛在四七年》(Liebe 47, 1949)。這些德國戰後二十年間的大眾影視文藝作品，都是檢視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重要研究材料，值得進一步再探。
(三)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
艾德諾政府也時時利用各種途徑形塑德國大眾的戰俘苦難記憶，如戰後初期每年舉行戰俘紀念日儀式。尤其，1950年代戰俘紀念日儀式活動，具體呈現以戰俘為核心的德國集體受害論述。例如，西德官方每年定期舉辦記憶週或忠誠日活動，提醒大眾仍有大量德國戰俘受困蘇聯集中營；德國聯邦議會在記憶週，擇日進行工作與交通暫停兩分鐘的活動；各地官民舉行火把遊行、靜默遊行、樹立「記憶蠟燭」等紀念戰俘活動；官方、教會與民間戰俘組織共同發展出紀念戰俘儀式，揭櫫全國一體釋放戰俘的訴求；民間戰俘組織在全國各地發放傳單與海報、四處連署、在各地社區設置釋放戰俘標語等。[52]這些具象徵與政治意涵的儀式活動，得以經身體實踐方式形塑德國大眾的二戰受害苦難記憶。
猶太人大屠殺記憶之邊緣化，也反映在「國殤日」(Volkstrauertag)的設立。在西德建立之後，聯邦政府與各地議會代表提議廢除盟軍設立的「法西斯受難者紀念日」，主張於11月與陣亡將士受難者一起紀念。1952年11月，西德設立「國殤日」，在每年第一個降臨節前的第二個週日，共同追悼戰爭期間罹難的平民與軍人，以及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受難者。學者認為，之所以如此，主因有三：一、西德缺少一個紀念二戰陣亡將士的紀念碑；二、猶太人受難者在盟軍佔領期之後逐漸失去重要性，故強調對二戰受難德國軍民的悼念，淡化猶太人大屠殺受難者的地位；三、冷戰國際政治因素。[53]
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以戰爭受害者為核心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也反映在大眾媒體報導內容。根據庫恩爾(Reinhard Kühnl, 1936-2014)的研究，1963-1964年西德53家報紙對納粹掌權30週年與刺殺希特勒事件的評論，通常將二戰爆發原因及其災難性結果，歸因於希特勒的「惡魔本質」及其導致的「激烈的社會流行病」之上。更要者，報紙傳媒在討論戰爭結果時，通常只強調德國城市因空襲受到的破壞、從中東歐被迫驅離的德國裔難民與德國戰俘遭受非人道暴行等，完全不提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54]
戰後西德右翼人士的戰爭回憶錄，也試圖常態化或相對化納粹暴行，並強調德國集體二戰受害苦難。這些回憶錄主切割與納粹、蓋世太保、黨衛隊的關係，並稱德國集中營並未像批評者所稱那般惡劣，甚而低估猶太人大屠殺的規模。為淡化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罪惡，回憶錄主習於將大屠殺與西方盟國的戰罪進行比較，例如戰後法國、捷克、義大利屠殺叛國者，以及荷蘭集中營與蘇聯的卡廷(Katyn)波蘭人大屠殺等，甚至主張歐洲歷史上已出現諸如獵巫、宗教戰爭、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大屠殺，藉以說明猶太人大屠殺既非史無前例，殘暴程度也非至極。最要者，這些具國族主義情緒的回憶錄，在在強調盟軍對德國城市無情的空襲轟炸，以及戰後中東歐德裔難民與德國戰俘的二戰受害苦難。[55]此一相對化猶太人大屠殺與突出德國人二戰受害者身分的論調，也將再次見諸1980年代基督教民主聯盟柯爾執政時期的「史學家論戰」(Historikerstreit)之中。[56]
綜合上述，《沈默迷宮》在虛實交織的情節中，生動體現艾德諾時期官方與大眾以迴避與沈默態度面對猶太人大屠殺，以及轉而選擇性記憶德國二戰集體受害苦難記憶的趨勢，可謂德國戰後1950至1970年代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卻也從而以萊德曼與鮑爾等角色之演繹展現迥異於官方的對抗性另類記憶文化。雖然一方面以迴避與沈默態度面對猶太人大屠殺，另一方面轉而強調德國集體二戰受害苦難經驗，是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主流的一體兩面，但它卻並非戰後二十年間西德的唯一聲音，而主張正視與省思猶太人大屠殺罪責的另類記憶文化，也以公共評論、政治論述與文藝創作等各種形式對抗官方記憶文化，惟其在公共領域的聲量相對微弱。而且，此般猶太人大屠殺的另類記憶文化，不但影響1970年代社會民主黨時期相關記憶文化，更有來自艾德諾時期的淵源。
五、結論
本文在解讀與詮釋電影《沈默迷宮》並提問的基礎上，首先探究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特徵及其形塑脈絡。基於重新融入西方國際政治體系的外交方針，以及重塑民主而於穩定中重建國家的需求，再加上戰後以來即存在於德國大眾集體的二戰受害苦難情結，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一方面「對外」嘗試與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並賠償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另一方面「對內」以「畫下底線」政策迴避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罪行，且同時轉而彰顯諸如盟軍空襲轟炸、中東歐德裔被迫遷徙難民與德國戰俘等二戰受害苦難以及反抗納粹英雄，更將罪責歸咎於希特勒與納粹黨政軍菁英少數，藉以合理化德國集體無知與無罪之心態。凡此諸般艾德諾時期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特徵，除了如《沈默迷宮》演繹那般展現在司法警政等公部門體系，也形諸史學論著、歷史教科書、口述紀錄、影視文藝、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等文化記憶媒介之中。
由本文亦可見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與德國大眾強調二戰受害苦難情結之間互為交織的紋理。尤其，在艾德諾政府執政之前，戰後德國官民、教會與政黨不分宗派與立場紀念德國戰俘受害苦難之記憶文化已成形，但也成為艾德諾時期官方「由上而下」進一步形塑以德國戰俘二戰受害苦難集體記憶的基礎。
其次，在終戰七十週年前夕問世的《沈默迷宮》雖虛、實交織，但本文藉由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主流記憶文化形塑脈絡之探析，及其與電影情節之對話，可證電影作為大眾歷史表述形式，不但視覺化了西德1950年代至1960年代官方與大眾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與選擇性記憶德國二戰受害苦難的集體心理與歷史情境，也以法蘭克福檢察廳檢察官為原型的虛構角色萊德曼為中心，發展以闡述法蘭克福大審前曲折偵調過程為主軸的情節，從中彰顯迥異於官方的對抗性另類記憶文化之逐漸浮現，而法蘭克福檢察廳總長鮑爾此一真實人物角色，僅於電影情節關鍵、轉折處穿插，以畫龍點睛的臺詞，體現艾德諾時期警政和司法等公部門，在「畫下底線」政策下邊緣化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趨勢，如此避免電影情節因鮑爾本身及其亦發揮關鍵作用的「艾希曼大審」所衍生的爭議性元素，而使以寓意法蘭克福大審前夕西德結構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之時代情境為核心的電影創作意旨不至於失焦。[57]
再者，《沈默迷宮》的情節內容，得以成為再現並乘載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例如，海勒以「戰勝者所編造的故事」指稱美國攝製的猶太人大屠殺紀錄片為「政令宣傳片」的歷史脈絡，可見諸本文關於戰後西德同盟國佔領期「再教育政策」的討論；檢察長以「在紐倫堡都解決了」作為反對萊德曼追究納粹戰罪的司法理由，由戰後初期紐倫堡大審相關分析可以見之；1950年代末德國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集體無知、鮑爾稱「公部門到處都是納粹，大尾到小咖，無所不在」之說法，以及檢察長說「連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了，該為這不幸事件畫上底線」等呈顯時代氛圍的西德內政因素，均與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記憶政治的論證相呼應；美軍軍官角色以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碰猶太人大屠殺，因兩國在冷戰時期的共同敵人都是蘇聯，而勸阻萊德曼繼續調查奧許維茲集中營情事的「北約」國際政治緣由，則可徵諸戰後冷戰國際政治之追溯；檢察長以「這類營區隨處都是」、「美國跟俄國也有」為由力阻萊德曼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罪行之集體心態，亦詳見本文於戰後德國大眾以戰俘為核心的二戰受害情結之考察。
第三，本文清楚體現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多元性與變遷性，正如「選擇性記憶」德國二戰苦難與「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形同硬幣之兩面，艾德諾時期主流記憶文化與另類記憶文化也儼然硬幣之兩面。雖一面以迴避與沈默姿態忽視猶太人大屠殺，而另一面轉而強調德國人的二戰集體受害苦難，構成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主流，但並非意味同時期的西德沒有其他「雜音」潛伏。
德國戰後以來以及艾德諾時期，積極呼籲正視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對抗性記憶文化，也以社會民主黨領袖舒馬赫(Kurt Schumacher, 1895-1952)與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和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等學者的政治論述傳統，以及諸如小說家伯爾(Heinrich Böll, 1917-1985)和葛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 1927-2015)與劇作家魏斯(Peter Weiss, 1916-1982)的文藝創作等文化記憶媒介形式，呈現相當不同於主流記憶文化的另類「異聲」，也足見西德自1969年以來至1970年代社會民主黨執政時的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在戰後初期與艾德諾時期已有脈絡可循。尤其，葛拉斯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創作的《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 1959）、《貓與鼠》（Katz und Maus, 1961）與《狗年月》（Hundejahre, 1963）等寄意批判艾德諾時期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但澤三部曲」（Danziger Trilogie）及其他小說如《蟹行》(Im Krebsgang, 2002)，[58]橫跨戰後德國近五十年，可藉以洞察期間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歷時細微變化，再結合其回憶錄《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2006）之互文對話，更可從中探析艾德諾時期與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並存，但心態與內涵相異的另類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並論證葛拉斯的「但澤三部曲」小說一方面再現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主流記憶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卻同時如剝洋蔥般具批判性層層剝開戰後德國集體遺忘的記憶政治紋理。[59]
同樣有脈絡可循的是戰後西德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在艾德諾時期後期也開始在司法領域出現微幅轉向，猶如1961年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大審以及《沈默迷宮》所演繹的奧許維茲集中營調查與法蘭克福大審之開啟。雖大部分德國大眾以冷漠面對紐倫堡大審、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同樣態度看待奧許維茲集中營罪行調查與法蘭克福大審，但自1960年代初以來如《沈默迷宮》中的資淺檢察官萊德曼一般，誕生於1930年代左右或之後而較未涉入納粹戰罪的德國新世代，逐漸開始質疑、批判並挑戰艾德諾時期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雖仍無法撼動，但已打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潘多拉盒子，且於1960年代末學生運動對權威的反抗與對自由的追求中達到高潮，終浮現1970年代社會民主黨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
自1969年起，由布蘭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贏得國會大選，與自由民主黨組成執政聯盟，取代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執政黨，西德官方也開始轉向積極正視猶太人大屠殺。爾後，布蘭特總理，在國內推動民主化政策，對外則採取「新東方政策」外交路線，涉及官方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態度的調整，而艾德諾時期潛伏的另類記憶文化也因此得以浮現，進而成為主流記憶文化，促成戰後西德在1970年代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變異。相對地，艾德諾時期以迴避與沈默之態度、常態化與相對化之歷史解釋、強調以戰俘為核心的德國集體二戰受害苦難經驗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隨著左派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隱沒與浮現而時有起伏，並再度見諸1980年代基督教民主聯盟柯爾執政的「新保守主義」時代，尤見諸「史學家論戰」期間。是故，從戰後至二十一世紀初，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持續在「不可能完全記憶」與「不可能完全遺忘」之間擺盪，而此般德國經驗也說明，國家暴力與侵害人權暴行相關歷史與記憶之恢復，其路程漫長而崎嶇，並無捷徑可言，而凡此種種，也都猶待進一步深究。
本文以〈沈默迷宮：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形塑與變遷〉一文之部分內容為基礎濃縮與改寫而成，完整內容詳參：潘宗億，〈沈默迷宮：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形塑與變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62期（2024.11），頁169-230。
[1]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出版社，2016），頁73、77。
[2] 「歐洲被迫害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落成於2005年，「納粹時期被迫害同性戀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folgten Homosexuellen)落成於2008年，「恐怖地形圖」(Topographie des Terrors)落成於2010年，「納粹時期歐洲被迫害Sinti and Roma紀念碑」(Das Denkmal für d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rmordeten Sinti und Roma Europas)落成於2012年，都座落於柏林政治與象徵中心，亦即布蘭登堡門周圍地區。
[3] 本文對於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歷史分期，主要在胡昌智於〈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一文中提出的四階段論基礎上，並參考以下論著略有調整，參閱：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Jeffrey Herf,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國史研究通訊》，第10期(臺北，2016.06)，頁81-90；孟鍾捷，〈統一後德國的身份認同與大屠殺歷史爭議――1996年“戈德哈根之爭”〉，《世界歷史》，第1期(北京，2015.01)，頁55-68。
[4] 即使到1995年，65歲以上的德國受訪者中，63%仍認為德國國防軍未參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參見：“Die Jungen denken anders,” Der Spiegel (Hamburg), 8 May 1995, 19,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ie-jungen-denken-anders-a-171b56e6-0002-0001-0000-000009184264, 擷取日期：2023年10月25日。
[5] 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在臺灣根據英文片名譯為《謊言迷宮》，本文則根據德文片名稱其為《沈默迷宮》，參見：Giulio Ricciarelli, dir, 《謊言迷宮》(臺北：海鷗，2016)。
[6] 《沈默迷宮》票房統計數字，參見：「數字(The Numbers)」網站，https://www.the-numbers.com/movie/Im-Labyrinth-des-Schweigens#tab=international，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7] Eckhard Fuhr, “Auschwitz? Ich wusste herzlich wenig,” Die Welt(Berlin), 5 November 2014, https://www.welt.de/kultur/kino/article134029933/Auschwitz-Ich-wusste-herzlich-wenig.html, 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Hans Riebsamen, “Viele Filmhelden und ein echter Hel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Frankfurt), 6 November 2014, http://www.faz.net/aktuell/rhein-main/im-labyrinth-des-schweigens-ein-echter-held-13250264.html, 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8] 意指此處所引臺詞出現於電影《沈默迷宮》影片7分47秒處，此後不再另外說明。
[9] 有關「去納粹化」政策之推行及其意義，可參閱：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頁66-69。
[10] 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頁83。
[11]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9.
[12] Adalbert Rückerl,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1978: A Documentation, trans. Derek Rutter (Heidelberg: C. F. Muller, 1979), 26-27.
[13]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in Dan Michman, ed.,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32.
[14] 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15] Adalbert Rückerl,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1978, 36.
[16]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in Karl-Rudolf Korte, ed., Das Wort hat der Herr Bundeskanzler: Eine Analyse der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von Adenauer bis Schröder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277-298; 此處引用線上數位版本，以下不再贅述，請參見：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978-3-322-90251-1_11.pdf，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17]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77-289.
[18]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89.
[19]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90.
[20]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91-292.
[21]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36.
[22]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in Dan Michman, ed.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14.
[23] Gordon Craig, The German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82), 36.
[24]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69-70.
[25] Adalbert Rückerl,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1978, 36.
[26]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43-44.
[27]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1996), 1020.
[28]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36.
[29]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19, 43.
[30]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20.
[31]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5, 43; Elisabeth Krimm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r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9.
[32]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11.
[33] “Die Jungen denken anders,” Der Spiegel (Hamburg), 8 May 1995, 19,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ie-jungen-denken-anders-a-171b56e6-0002-0001-0000-000009184264, 擷取日期：2023年10月25日。
[34] Devin O. Pendas, 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 1963-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4.
[35] Devin O. Pendas, 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 1963-1965, 254.
[36] 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253.
[37]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10-11.
[38]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53-56.
[39]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56-58.
[40]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in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68.
[41]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esp. 21-55.
[42] Friedrich Meineck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 and Recollection, trans. Sidney Bradshaw Fa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Friedrich Mein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Eberhard Brackhaus Verlag, 1946).
[43]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9.
[44]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23; 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頁83-84。
[45]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29.
[46]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2-65.
[47]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20-1023.
[48]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 no.1 (2003): 50-52.
[49]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23-1025.
[50]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31.
[51] Wolfgang Borchert, The Man Outside, trans. David Porter (New York: New Direction, 1971).
[52]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186-188.
[53]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38.
[54] Reinhard Kühnl, Das Dritte Reich in der Presse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63, 115.
[55]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80-81.
[56] 相關討論可參閱：Peter Baldwin, ed., Reworking the Past: Hitler,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0); Charles 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History, Holocau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7] 關於鮑爾之生平及其戰後從事揭露猶太人大屠殺真相而衍生之爭議性，可參閱：Ronen Steinke，王榮輝譯，《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臺北：臺灣商務，2020)；相關電影可賞析：Lars Kraume, dir., 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 2015.
[58] Günter Grass，魏育青等譯，《剝洋蔥》（臺北：時報出版，2009）；Günter Grass，胡其鼎譯，《鐵皮鼓》（臺北：桂冠，1993）；Günter Grass，蔡鴻君、石沿之譯，《貓與鼠》（臺北：貓頭鷹，2001）；Günter Grass，刁承俊譯，《狗年月》（臺北：貓頭鷹，2001）。Günter Grass，蔡鴻鈞譯，《蟹行》（臺北：時報出版，2003）。
[59]可參閱拙作：〈但澤三部曲：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非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對抗〉，《數位人文與大眾史學》，創刊號（2025年2月），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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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宗億/畫下底線？：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畫下底線？：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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