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高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引文
《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描繪原住民被迫遷徙的歷程，榮獲巫永福文化評論獎，引發學界與讀者的廣泛關注。以下是一段讀者與作者的對談。透過提問與回應，進一步釐清書中的關鍵觀點。
讀者：葉老師，恭喜大作獲得巫永福文化評論獎。我閱讀之後有一些疑惑，希望請教您的看法。
作者：能夠與巫永福先輩的名字產生聯繫，真是萬分榮幸。有什麼疑問儘管提出，我盡力回答。
讀者：這本書重點著墨霧社事件前後的轉折。原先官方仍忙著在山上劃設原住民保留地，但霧社事件後改弦易轍，積極推動原住民下山種稻。您指出這個轉變的關鍵人物是一位叫岩城龜彥的技師。為何他會有這種想法？
作者：他對於稻米的偏執不只是個人奇想，而是從日本的食農文化中孕育而來。稻米在日本文化中具有神性，是神的恩賜；天皇甚至帶頭在皇居種稻。你有沒有發現，去日本吃餃子、拉麵、牛排時，店家居然還會端上一碗米飯。餃子、拉麵、牛排原本就是主食，但是傳到日本後，只能當成米飯的配菜。由此可見米飯在日本的崇高地位。
耐人尋味的是，岩城龜彥其實不算真正的日本人。他的家鄉奄美大島屬於琉球群島，當地稻田非常稀少，主要種植甘蔗。換言之，岩城關於稻米文化的知識與技術，應該是去日本內地求學時習得。他得經過一番努力，才能夠「成為」日本人。因此他對於「文明化」的焦慮與渴望，大概更甚於一般日本人。等他成為殖民地官僚，急切期盼臺灣原住民經由種稻而文明化，也許有這層因素吧。
讀者：這樣的解讀完全基於文化因素，但有沒有可能是經濟因素？也許是因為日本缺米，才要求殖民地的原住民種稻，以補充稻米供應？
作者：一戰以後日本確實缺米，甚至爆發嚴重的米騷動（1918年）。因此日本鼓勵殖民地朝鮮、臺灣增產稻米，以緩解日本的米荒。然而進入1930年代，殖民地輸入的稻米已經過剩，導致日本米價下跌，於是日本轉而要求殖民地減產稻米。當岩城龜彥推動原住民下山種稻時，正是日本稻米供給過剩、米價跌至谷底的時候。若說是要補充日本稻米不足，時機完全不對。
況且，若真的想增產稻米，站在殖民者立場，應該優先找擅長種稻的漢人農夫來種。硬要不會種稻的高山原住民來種，除了得先花時間教他們，還不一定種得好。又何況，為了讓原住民有水田可以耕種，總督府甚至花錢向民間購買水田。這怎麼看都不符合經濟邏輯。
讀者：書中提到的另一位稻米偏執狂平澤龜一郎，又是什麼來歷？
作者：這位平澤有很多故事可以講。[1] 他出身名門，來自仙台的伊達家。他們家最出名的就是那位「獨眼龍」伊達政宗。龜一郎其實是12個孩子中的老么（生於1890年）。對於武士家庭而言，老么最好的出路是去繼承別人家，因此他繼承了沒有子嗣的平澤家。龜一郎原本只是幼名，按照慣例將於15歲元服（成人禮）時換上本名。但由於戶籍法修改，幼名成了本名。平澤龜一郎曾抱怨這個爛名字害他吃了一輩子的虧。
中學畢業後，老爸期待他考上醫科，把他送去東京的預備學校準備考試。但他不想當醫生，私自索取許多學校的招生簡章來研究。他發現報考每一間學校都要家長蓋章，唯獨美式作風的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大學不用。這間學校的前身是William Clark博士打造的札幌農學校，現在是北海道大學。平澤私自報考這間學校，考完後若無其事返回仙台。不久之後，老爸接到農科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只說：「我沒叫你考那種學校！」便不再講話。平澤沒有勇氣與父親交涉，正感到苦惱時，剛好哥哥回家，幫他說服老爸。於是，平澤如願前往這所孕育許多臺灣農業技術官僚（如：新渡戶稻造、磯永吉）的學校就讀。
畢業後，平澤秉持校訓「Boys, be ambitious!」的精神，於1918年自願前來殖民地臺灣發展。兩年後，他成為臺北廳的農務主任。有一天，他在草山（陽明山）視察時，發現一種稈子較短、成熟較早的黃色稻穗，打聽得知是日本稻。隨後他前往農事試驗場（位於公館，今臺大校區）確認品種。原來，當時殖產局農務課長長崎常技師（也是札幌農學校畢業）主張：改良在來種（本土種）比引入外來種更優先，因此農事試驗場已經停止栽培日本稻。不過，試驗場先前從九州引入的「中村種」已在草山落地生根，也就是平澤看到的那種。
1920年的日本正面臨稻米短缺。然而在臺日本人吃不慣在來米，還得從日本進口米，這樣反而加劇日本的米荒。因此平澤主張在臺灣廣植日本稻（這與優先改良在來種的政策相左），替代從日本進口，如此便可緩解母國的米荒。既然中村種在臺灣適應良好，他請求農事試驗場培育一批種子，次年無償發給農民耕種。1921年秋，中村種稻米豐收，獲得市場青睞，價格比一般在來米高出兩成。農民、米商欣喜若狂，紛紛要求供應種子。為此，平澤在竹子湖開闢「原種田」（1923年起），大規模培育中村種的種子。選擇竹子湖的原因是地形封閉，開花授粉時不易遭到其他品種污染。
1926年，臺灣的日本稻正式命名為「蓬萊米」。蓬萊米大量銷往日本，不僅緩解日本的米荒，也大幅提昇臺灣農民的收入。當平澤於1965年重返竹子湖時，受到當地民眾熱烈歡迎。農民送他一面錦旗，上面寫著四個大字：「恩重如山」。
圖一：平澤龜一郎
來源：《台湾の山と私》，頁237。
圖二：平澤晚年時重返竹子湖，受到熱烈歡迎。桌前的錦旗寫著「恩重如山」。
來源：https://www.peopo.org/news/92827
讀者：等等！「蓬萊米之父」不是磯永吉嗎？什麼時候變成平澤？
作者：當平澤請求農事試驗場協助時，磯永吉是那裡的種藝部長。但1920年磯永吉剛好去歐美出差，因此協助平澤的是鈴田巖技師。推廣中村種這件事，主要還是得算在平澤頭上。
不過，中村種後來遭遇大麻煩。農民為了種植蓬萊米而大量施肥，造成土壤中氮含量過高，引發稻熱病，而中村種難以抵抗稻熱病。幸好，末永仁技師於1929年培育出「臺中65號」，抵抗稻熱病的能力強。後來臺中65號全面取代中村種，仍稱為蓬萊米。[2] 蓬萊米毋寧是一種品牌，而不是品種。如今，我們所吃的臺灣米大多是臺中65號的後代。
磯永吉對於精進栽培技術當然有功。而我認為他的最大貢獻是戰後繼續留在臺灣（直到1957年），將整套農業技術傳承下來，使技術沒有隨著大批日本技師離去而中斷。還有，我很討厭「○○之父」這類說法。
讀者：那麼，平澤怎麼會跟強制移住扯上關係呢？
作者：平澤監督的新莊農業倉庫，不巧因一家米商倒閉而嚴重虧損。為了不讓下屬丟掉工作，平澤辭官扛下責任。臺北州內務部長深川繁治認為那不是平澤的責任，強力慰留。但平澤的哥哥們叫他回日本：「別在臺灣那種地方拖拖拉拉，立刻回來，我們會安排任何你想要的好職位。」深川見平澤已準備回日本，嘗試以新任務打動他：「今後臺灣的農業，必須培養農村的中堅人才，以他們為中心來進行指導與啟發。為此，我們打算招募農家子弟，進行為期一年的農業教育，使他們日後能在農村中發揮作用、促進農業進步。」深川提供五十萬圓經費，請平澤創設「農業傳習所」。這個任務成功打動平澤，讓他留下來從事農業教育。[3]
1932年，仙台同鄉、哥哥的朋友——友部泉藏就任警務局長。正好警務局理蕃課擴編，需要新增一名技師，便將這個位子給了平澤。友部不僅幫助平澤升任高等官，還為他的後路著想。畢竟平澤的本行是農業，因此友部找殖產局長協調，看能不能讓平澤轉為農務課技師。想不到，平澤回絕這項安排。他說他熱愛登山，在警務局任職可以自由進出山區，而且教導「未開化人」感覺很有趣。
當時理蕃課已在岩城龜彥的主導下，確立將高山原住民移到山腳種稻的方針。問題是原住民不會種稻，因此平澤的主要任務就是教導原住民整套集約農業技術。他延續先前在農業傳習所建立的模式，於各地設立產業指導所，招收從「蕃童教育所」畢業的學生，施行農業教育。平澤藉著巡迴全島部落進行指導監督的機會，爬了許多山岳，成為「臺灣山岳會」的核心人物。這一段經歷使他感到愉快。
平澤看待原住民，完全就是老師面對學生的心態。他真心期盼原住民學會「先進的」農業技術，也由衷地為原住民的「文明化」感到喜悅。但是他看不到這套農業模式對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社會的破壞，那是他的侷限。在那場1950年的座談會中，馬淵東一當著平澤的面指出現實：原住民忙於種稻而沒時間打獵、吃不到肉導致營養不均衡（見《強制移住》頁57），想必平澤會感到錯愕吧。
其實，原住民的農業知識原本沒有平澤以為的那麼幼稚。如James Scott在《國家的視角》所說：原住民對當地每種作物的變化都如數家珍，何時播種、要種多深、如何準備土壤，以及如何照顧與收成等等，這些知識都是當地特殊的知識。然而一旦搬遷，且往往遷移到生態環境大不相同的地方，他們擁有的在地知識都變得一無是處，立刻從農業專家變成缺乏技巧、無知的勞動者。
讀者：如書中所言，並非所有日本人都支持讓高山原住民下山種稻。當時臺北帝國大學的農業經濟學教授奧田彧，便主張發展適合高山的農業。岩城龜彥憑什麼能擊敗帝國大學教授？
作者：除了稻米在日本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岩城的論述結合另一項思想資源：治水。每逢雨季，臺灣的溪流常氾濫成災，這也是讓官僚感到頭痛的問題。岩城將水患的根源指向高山原住民的粗放輪耕，說他們濫伐森林，導致表土流失。他說將高山原住民移下山可一併解決治水難題，一舉兩得。這套論述，在〈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書〉中表達得很完整：
若使深山蕃人移住，廣闊的蕃人居住地將獲得解放，經過造林，未來可形成鬱鬱蒼蒼森林。當此之際，本島治水之難題亦迎刃而解。如此一來，蕃人集團移住不僅確保他們的生活安定，還加速其趨於醇化（按：即文明化），……更在本島治水上扮演重大角色，可謂一舉兩得之策。[4]
岩城的厲害之處，是讓他的主要目標與別人的目標同步。相較之下，奧田彧發展山地農業的論述，可能會被認為抵觸「治水先治山」。不熟悉原住民也不懂農業、但是關心水患的官僚，應該會支持岩城而不是奧田。也許這是岩城勝出的原因之一。
讀者：您的意思是，治水算是「摸蜊仔兼洗褲」（附帶好處）。但有沒有可能反過來，治水才是主要目標，而讓原住民種稻只是達到目標的手段？
作者：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John Hayashi，在他的博士論文中便如此主張：「以水利事業為由，數以萬計的原住民被強制遷離山區部落，搬至山腳地帶。」[5] 我們就來看一件基本事實：策動移住計畫的是農業技師？還是水利技師？幾乎都是前者嘛。日本時代因水利工程而遷移的案例只有這些：中原社、萬大社因霧社水庫（萬大水庫）而遷移，干卓萬社因武界壩而遷移。邵族不屬理蕃部門管轄，但他們因日月潭擴大而遷移，也算進來好了。全部就這些。[6]
前面引述的「本島治水之難題亦迎刃而解」、「可謂一舉兩得之策」，寫在〈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書〉的第二段。至於第一段內容，主要是「使他們接近平地文化、脫離野性」、「期待彼等進化」。主要目標與附帶目標的順序，其實滿明顯的。岩城龜彥在與移川子之藏（反對強制移住平地）的筆戰中，甚至講白了治水只是表面理由：
總督府迄今所實施的、將他們集體遷移至鄰近平地的政策，其理由通常被說成是保護蕃地森林、涵養平地方面的水源、安定蕃人的生活等等。這些雖然也算得上是理由；然而，最重大的理由其實在於警備上的重大需要，也就是要實際防遏他們的兇暴性。[7]
岩城主張，消除原住民「兇暴性」或「野性」的方法是：「灌注大和魂，建立全新的蕃人農村組織」。[8] 也就是讓他們像日本人那樣種水稻吃米飯，成為「文明人」，問題便迎刃而解。
讀者：即使治水不是岩城龜彥的主要目標，但可能是他說服其他官僚的武器，也讓總督府不惜成本讓原住民下山這件事，沒那麼「不符合經濟邏輯」。然而，書中關於治水的論述未免太輕描淡寫。
作者：說得對，我將在增訂版中補充這些論述。另一方面，初版中的社會網絡分析只說明移住方式「能夠」削弱原有社會關係，卻不能證明社會關係弱化「真的發生」。近兩年我運用戶籍資料，已經能夠證明這件事真的發生。但與此同時，新關係也在移住地創造出來。這些都將在增訂版中呈現，敬請期待。
延伸閱讀
葉高華，《強制移住：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臺北：臺大出版P中心，2023年。
葉高華，〈關於《強制移住》〉，《Medium》，2023年12月6日，2025年7月5日，https://medium.com/@kohua.yap/%E5%BC%B7%E5%88%B6%E7%A7%BB%E4%BD%8F-a164a0ee31c9。
註腳
[1] 關於平澤的故事主要來自他晚年時寫的自傳：〈老人のたわごと（老人的胡言亂語）〉，收於《台湾の山と私（臺灣的山與我）》（1981，茗溪堂）。
[2] 在中村種與臺中65號之間也曾推廣其他品種（特別是嘉義晚二號），但各有各的缺點，皆未全面勝出。
[3] 平澤的自傳寫1929年5月開始。但根據總督府檔案，是1931年4月開始。
[4] 〈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書〉（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5] Hayashi, John Hitchcock, 2023, “Hydraulic Taiwan: Colonial Conservation under Japanese Imperial and Chinese Nationalist Rule, 1895-1964.”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6] 二戰後則有石門水庫導致長興村、奎輝村的82戶遷移，德基水庫導致佳陽村遷移。
[7] 岩城龜彥，《臺灣の蕃地開發と蕃人》再版（臺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6），頁326。
[8] 岩城龜彥，《臺灣の蕃地開發と蕃人》再版（臺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6），頁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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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高華/稻米、文明化與強制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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