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圖片來源：博客來書店網站。
有關近代早期以來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主要有三個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分別從事研究，首先，歷史學訓練出身，以荷蘭/西班牙殖民期的近代早期、清代及日治時代為研究時期的經濟史學者，如中村孝志、韓家寶、林滿紅、林玉茹、李力庸、謝國興、高淑媛、洪紹洋等歷史學者，這些學者的歷史研究提出具體分析論點，但並未採用或服膺特定的經濟理論或取徑；其次，經濟學訓練出身，以日治或者戰後台灣經濟史為主題的研究者，如張漢裕、李登輝、葉淑貞、吳聰敏等台大經濟學系出身的經濟學者，這些學者主要以新古典經濟學及新制度經濟學等非馬克思主義觀點為其分析取徑；最後，則有經濟社會學訓練出身，主要以戰後台灣經濟發展與演變為主題的經濟社會學者，如柯志明、謝國雄、陳介玄、王振寰、瞿宛文、陳東升、林宗弘、李宗榮、謝斐宇、鄭志鵬等人的研究，這些學者以各種經濟社會學理論為其分析路徑。[1]
台灣經濟史研究之所以有如上的學科與斷代研究分工，主要與近代學術專業的分化有關，同時也因台灣各時期的歷史脈絡、史料語言與性質相當歧異，以至於有意願與能力從事跨時期台灣經濟史的研究者相當少。筆者有限所知，僅少數學者如柯志明同時從事清代、日治到戰後經濟史研究，林玉茹與筆者從事清代到日治時代研究，或如高淑媛、洪紹洋、蔡龍保等學者從事日治到戰後台灣經濟史研究外，絕大多數台灣經濟史的研究者都僅從事一個特定時期的經濟史研究。就此來說，本文所欲評述的吳聰敏近作《台灣經濟四百年》一書，縱貫討論了近代早期到當代四百年間的台灣經濟演變與發展，則是一個令人驚喜的例外。
吳聰敏為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曾任中央銀行理事，研究著作相當豐富，非經濟史的一般經濟學研究著作有《經濟學理論與實際》（與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合著）、《總體經濟學》、《經濟學原理》、《經濟學概論》等作品。另外，屬於經濟史的研究也是非常豐富，包括從荷蘭到當代經濟演變的一系列期刊論文，其中有不少論文被改寫到《台灣經濟四百年》這本重要專著，還有與陳虹宇等人合著的《致富的特權：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等書。另外，吳教授也與葉淑貞、古慧雯共同編撰了《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 2004台)一書，並將大量的日治到戰後台灣經濟統計資料整理上傳到其個人網頁，這兩類資料是台灣經濟演變的基本史料，相當有助於台灣經濟史研究的開展，值得台灣經濟史研究者參考利用。[2]
《台灣經濟四百年》一書要點簡介
這本書共分成二十八章，來介紹台灣四百年來的經濟演變，焦點放在日治時期以來百餘年來台灣的經濟成長上，荷蘭到清代的經濟史占全書約三成、日治到戰後當代部分約占七成。第1章是全書的導論，首先介紹經濟學上的經濟成長的概念內涵，並強調：台灣從荷治時期開始，才有統計數字可供了解經濟發展的狀況，但是，400年來並非每一段期間都有所得成長。事實上，所得成長是從日治初期才開始。經濟成長會提升生活水準，台灣人在二十世紀的後40年期間生活水準方才大幅度提升，經濟學家視之為奇蹟。該章後半部分，則簡要介紹了台灣各歷史時期經濟演變的要點，藉以鋪陳後續各章擬討論的主要經濟議題。
第2到4章，討論荷蘭統治時期的經濟變化。首先，第2章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殖民以後，原住民社會原本的狩獵採集經濟所受到的衝擊與轉變，尤其分析荷蘭殖民者如何推動鹿皮貿易發展，並認為十七世紀初期西拉雅族曾經出現的強制墮胎制度，原因可能是鹿產品出口造成利益衝突。第3章，介紹荷蘭在台灣殖民統治期間，如何在大員(即台南)開展各項市鎮建設，並說明其統治政策如何從僅將台灣作為轉口貿易商館，轉變為進行更全面的殖民統治，並指出荷蘭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經濟上並無獲利，但留下各種珍貴的文化遺產。第4章，討論東印度公司用以管控來台工作的漢人、原住民鹿產貿易與港口漁業的包稅、贌社與贌港等制度，並以經濟學原理來說明制度的運作原理。
第5到8章，介紹清代原住民狩獵經濟的危機、漢人土地開墾，以及農業商品化經濟的發展過程。首先，第5章討論伴隨清代漢人的來台移墾過程，荷治時代管控原住民社會經濟具有競標性質的贌社制度，如何改為定額的番餉制度，說明鹿產品的持續北移，以及原住民的狩獵經濟如何出現危機與社有土地開墾的加速。第6章，討論影響清代台灣土地開墾過程甚鉅的土牛溝與番界政策，指出1740年代中期台灣地方官員開挖土牛壕溝，隔離了平埔族(西部平地原住民)與漢人，但並未能解決原住民土地流失的問題。第7章，進一步分析漢人土地開墾過程，針對招佃開墾與開墾契約等制度加以討論，並分析台灣原住民土地流失的管道，主張其土地快速流失的原因之一是從狩獵經濟轉型為農耕經濟的初期，原住民低估了社有草地墾成田園後的價值。第8章，分析清代台灣的大小租制度，以及台灣盛行大小租制度的原因、大租權的地區分布，並指出大小租這種一田二主的產權制度存在的原因是早期的墾戶很容易取得大面積的土地。
第9到15章，則討論日本殖民統治期的經濟演變與成長。首先，第9章討論台灣資本主義重要基礎工程的土地調查事業，說明晚清清賦事業到日治初期土地調查事業的推動，尤其土地調查事業如何廢除大租權並改訂土地稅率，促成台灣土地產權制度的脫胎換骨，並奠定台灣農業發展的基礎。第10章，介紹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如何建立近代化的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解決了台灣的環境髒亂與傳染病橫行問題，有效降低了台灣人的死亡率。第11章，討論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如何推動縱貫鐵路與基隆等港口建設，確立台灣近代化的交通系統，有助於台灣國際貿易的開展。第12章，討論台灣近代化製糖業的發展，並主張台灣糖業帝國是由日本的糖業保護政策所發展出來的，受益者是台灣農民與日本人經營的新式糖廠，付出代價的主要是日本本土的消費者。第13章，討論日治初期台灣解纏足運動的開展，主張新式糖業的發展提高了解纏足的經濟誘因。第14章，進一步討論台灣糖業帝國的沒落，主張日本的糖業保護政策建立了台灣製糖業，但是，台灣在蔗糖生產上並無比較利益，因此戰後台灣經濟獨立後，糖業也快速沒落。第15章，討論日本殖民統治與台灣經濟成長的關聯，強調不管如何看日本統治台灣的方式，不得不承認日本的殖民統治對台灣帶來莫大的利益。
第16到28章，則分析戰後台灣的經濟變遷與成長歷程。首先，第16章指出戰後國民政府的經濟管制政策導致了米荒問題，並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之一。第17章，討論戰後初期台灣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指出其原因為中央政府的財政崩潰，而該問題的解決，則是因為1950年開始的美援使財政赤字縮減。第18章，討論戰後肥料換穀等政策，說明1948年起政府擔心軍公教部門的糧食不足，因此採取肥料換穀政策以管控稻米分配。第19章，討論戰後初期影響台灣重生與經濟發展甚大的美援政策，指出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改變政策，提供台灣軍事與經濟援助，很快就解決了惡性物價膨脹問題。第20章，討論戰後初期的紡織政策，指出當時國民政府因為外匯嚴重短缺，乃在1950年推動紡織品進口替代政策，但未能解決問題。第21章，戰後初期政府解決外匯短缺的另一個做法是匯率管制，但後果是阻礙產品出口，後來在美援機關美國經濟合作分署的主導與施壓下，匯率管制解除，台灣方走上出口擴張之路。第22章，討論促成台灣經濟起飛的重要財經政策，指出1950年代晚期，在合作分署的施壓與建議下，戰後初期的經濟管制大部分解除，台灣方建立了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強調美援是台灣高成長啟動的關鍵。
第23章，指出二戰後台灣的工資低且勞動力品質佳，吸引許多國外電子大廠前來設組裝廠，是台灣出口導向的電子業的起點。第24章，進一步討論外資與台灣產業發展的關聯，指出除了工資低與勞動力品質優良外，台灣的基礎建設相對良好，勞資糾紛少，國民政府爭取外資直接投資的態度也相當積極。第25章，討論1960年代以來台灣電視機業與電子業發展的歷程，指出國外電視機廠商來台設立組裝廠之後，吸引上游的映像管與零組件廠商前來設廠，快速形成電子業供應鏈。第26章，討論1970年代以來台灣電子業的進一步發展，指出電子業供應鏈的最上游是半導體，台灣的半導體製造業能成為全球頂尖，主要歸功於具有專業能力的企業領導人與優秀的員工。第27章，對於台灣央行的金融管制政策提出批判，主張台灣央行歷來的總裁懷抱管制的思維，2000年之後，管制變本加厲，封閉與不透明更甚於以往，台灣社會付出的代價是房價飆漲與央行盈餘繳庫超高。最後，第28章本書結論，強調台灣長期經濟成長的經驗，提供難得而明確的證據：市場機制比起管制，更有利於經濟成長；並針對當前薪資停滯與教育管制等問題，提出其分析與批判。
本書主要學術貢獻與觀點評述
本書主要的學術貢獻，有幾個層面：第一，這是第一本較完整討論近代早期以來台灣四百年經濟史的專書。當然，台灣經濟史的議題方方面面，不可能是一本書所能完整涵蓋的。作者吳教授自己也承認，本書至少還有如下重要議題沒有討論：晚清到日治初期的高山原住民、晚清的茶業發展、閩南人與客家人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日治時期在台日本人的發展、戰後的土地改革、黨國資本主義等重要議題。但本書的確提供讀者一個比較全面的台灣經濟史圖像：包括台灣從狩獵採集的原住民原始經濟，到荷蘭明鄭清代漢人入墾以來的農業商品化經濟，以及日治時期台灣近代化經濟的開展，一直到戰後台灣工業化的蓬勃發展歷程。在這個整體台灣經濟史圖像的基礎上，讀者可以據以進一步討論其他重要的經濟史議題。[3]
第二，這本書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的評價，很明顯不同於過去流行的矢內原忠雄、凃照彥等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的台灣經濟史批判分析。1920到1980年代期間，在東亞中日韓地區因為學術界馬克思主義與反殖民的民族主義之流行，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的中日韓農業與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史分析，主要強調日本帝國對於殖民地經濟的帝國主義剝削與資產階級對於農工無產階級的剝削。至於台灣日治時期經濟史的討論，雖然在戰後國民黨反共的威權主義政體下馬克思主義受到全面壓制，但矢內原忠雄與凃照彥等人對於台灣經濟史的帝國主義論分析，仍因符合台灣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緣故，以改裝的方式在學術界流行。但是1970到1990年代，陸續由於日本(1970年代)與東亞四小龍(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1990年代)經濟發展的明顯成功，以及世界與東亞範圍內社會主義政權的普遍失敗瓦解，1970年代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經濟史觀受到普遍質疑，日本、台灣、韓國與中國等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觀逐漸讓位給以強調經濟成長發展的近代化論(或殖民近代化論)。[4]
本書作者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經濟史的研究主要採用新古典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為理論典範，一方面以經濟成長、GDP、比較利益、機會成本等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概念，或其所關切的財稅與匯率政策等，來分析台灣經濟的演變；另一方面，作者也分析日治初期總督府如何著手建立公共衛生、法律與治安、土地產權與戶口普查等各種現代化的制度，以及興建縱貫鐵路與疏浚港口等硬體建設，從而奠定了台灣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這些分析有助於讀者認識如何以新古典經濟學及新制度經濟學觀點來考察近代台灣經濟史。
另外，作者也集中分析日本帝國如何透過糖業保護政策與生產力的提升促進台灣新式製糖業的發展。但堅持經濟自由主義的作者也潛在批判日本帝國的產業保護政策，主張台灣總督府的糖業保護政策雖然在台灣建立了糖業帝國，然而台灣蔗糖生產並無比較利益，其成本始終高於爪哇糖等外國生產者，因此台灣近代製糖業的受益者是台灣農民與日本人經營的新式糖廠，付出代價的主要是承擔高糖價的日本本土消費者。整體來說，本書分析觀點否定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而基本同於1990年代以來日本與台灣經濟史學者的殖民近代化論觀點。[5]
第三，本書各章的討論提出不少有意思的分析觀點，在此不一一細論，僅介紹作者兩個著力最深的論點。首先，針對戰後初期到1960年代台灣經濟從惡性通貨膨脹到經濟穩定，以及開始走上經濟成長之路的過程，過去學界有一個相對主流的說法是瞿宛文（2017）接近於國民黨政府自我政策宣傳的，揉合民族主義與發展型國家論的分析觀點：強調國民黨政府帶有強烈救亡圖存、民族主義信念的有為經濟官僚與其正確的經濟發展政策，如何引導台灣解決通貨膨脹等問題，並促成進口替代、出口擴張等產業發展政策的有效推動，從而走上經濟成長之路。
相對於此，作者則對於戰後前期經濟變遷的過程與原因提出一個不同於瞿宛文等人的歷史圖像，作者雖然不反對尹仲容等財經官僚在政策執行上有一定的貢獻，但否定了這些官僚的高瞻遠矚，並批判其過度的計畫經濟思維乃是引發經濟危機的起因。他同時強調惡性通貨膨脹得以解決，乃是韓戰後美援開始所致；另外，其後經濟成長得以展開的過程與動因，除了美援的各種財經援助外，更在美援機構與相關專家的施壓和獻策下，台灣從之前以管制為主的計畫經濟思維，被迫轉型為支持市場經濟開展的自由主義原則之經濟體制與政策所致。作者甚至主張：「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不是尹仲容，也不是李國鼎，而是合作分署與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官員們。如果要找兩位來代表，則卜蘭德與郝樂遜兩位署長是最佳人選」(401頁)。
其次，針對1970年代以來台灣半導體等產業發展成功的原因，作者也對流行的發展型國家論說法「(半導體產業)是台灣政府一系列的精心規畫政策下的成果」(470頁)，表示存疑。作者主張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未必是主要因素，指出包括半導體產業在內台灣有很多政府積極推動的產業，後來都以失敗收場。相對於產業發展政策，作者強調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成功，是「在一系列的試驗與失敗後，意外地獲得成功」(471頁)；另一方面，主要與「大量優秀敬業的工程師、技工、作業員」(472頁)，以及擁有半導體專業知識並領導產業發展試驗和工程師的專業經理人密切相關。[6]
接著，筆者注意到本書分析中有些可能有所疑義的討論。一、作者在分析清代台灣土地開墾過程，討論土牛溝與番界的問題(第6-7章) 時，主張：「大批漢人來台開墾後，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增加，清廷解決漢番衝突的方法是豎立界石與畫界區隔。大約到了1740年代中期，台灣西部平原從南到北出現兩條界線，第一條是隔離熟番與生番的「番界」，第二條則是隔離漢人與熟番的土牛溝。前面第6章的圖6.5畫出竹塹地區的土牛溝與番界，靠近海邊的區域稱為漢墾區，靠山的區域稱為隘墾區，夾在兩者之間的稱為保留區」(155-156頁)。作者這些討論主要借鑑施添福《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一書的分析。
然而，作者的相關說法恐有誤讀與引發誤解之處，實際上作者在文中討論的1745年福建布政使高山的三層制提議、土牛紅線、藍線、紫線與綠線等界線的劃設過程，以及其對清代台灣土地開墾過程的影響，比起作者在相關章節的討論複雜多了。尤其所謂的土牛紅線、藍線、紫線與綠線都是所謂的(生)番界，只是不同時期隨著漢人拓墾界線東移所以用不同顏色來稱呼新劃設的番界，而且這些番界原先都是用以隔離界內「漢人與熟番」和界外「生番」的界線，並沒有作者所謂隔離「漢人」與「熟番」的土牛溝(土牛紅線)。有關本書第6到7章的土牛溝及番地流失問題的討論，最詳細的討論應該是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該書在承繼與批判施添福、邵式柏有關番界及熟番地權研究的基礎上，更完整地以族群政治說與熟番地重新配置論等新觀點，詳細說明了漢人移墾台灣的過程中熟番地權的創設、番界政策的變動與熟番地權流失的具體過程(柯志明（2001），柯志明、陳兆勇（2022）)。
二、在有關戰後初期外商投資台灣的重要因素，即工資很低的議題，作者試圖解釋「為何1950 年代台灣製造業男性的工資不到日本的30%，甚至低於1930 年代？」，其解答是：「工資決定於勞動市場的供給與需求，1950年從中國大陸移入大約100 萬的人口。學者推估，1949年台灣的人口數是770.82萬人。因此，移入的人口占原來人口總數的13.0%(按：本書正文誤植為‰)人口大幅增加使勞動市場上的供給增加，造成工資下降。」筆者對這個解釋有些疑義，因為如同蘇國賢、喻維欣（2007）的研究，戰後初期移入台灣的外省人群幾乎都在軍公教與文化產業工作，甚少成為產業勞動工人。筆者以為1950年代台灣製造業男性工資很低的主因，應該與當時農業脫離日本帝國圈的農產品關稅保護，又因肥料換穀等政策，導致台灣從事米糖生產的農家收益過低，而紡織等少數新興工業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所以整體製造業男性工資很低。
三、最值得關注的是本書強調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批判政府管制與產業政策效益的觀點，顯然與台灣社會學界的經濟社會學分析觀點有很多可以對話論辯之處。如同台灣經濟社會學者所指出的，相較於經濟學界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原理為分析主軸、反對政府管制與產業政策引導作用的解釋典範，國際與台灣經濟社會學有關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有兩種解釋典範，一種是發展型國家論：強調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的重要與有效性，主張東亞各國戰後的經濟發展，雖然主要建立在市場經濟的經濟發展，但國家運用各種政策工具以順應市場的國家干預方式，來達成發展經濟的目的有其重要作用。另一種強調企業網絡的重要性，主張戰後乃至1990年代之前，台灣產業發展的主體是以出口外銷為導向的中小企業，而台灣政府至少到1970年代的產業發展政策都以國內生產為主的大型企業的發展為主要對象，因此台灣經濟奇蹟的動力主要在於這些中小企業的分散式生產網絡。
當然，晚近台灣經濟社會學者也試圖統合與修正這兩個對立的分析觀點，譬如謝斐宇（2019）的研究認為，台灣發展型國家論的討論聚焦於國家透過設定目標產業，來創造新產業的能力，但並沒有面對台灣不同於韓國是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分散式工業生產體系的問題；而現有採取中小企業網絡論的分析，則沒有面對分散的中小企業體系如何能建構技術能力，讓產品符合出口市場的嚴苛要求，進而在世界市場上獲得成功？相對於此，謝斐宇提出一個整合兩種觀點的替代解釋觀點，以台灣機械業（中小企業體系為主的典型台灣經濟體系）的兩個發展性協會——金屬工業研發發展中心，以及機械業針對各種產業設立的個別產業研發中心——為例，強調應打破視國家與社會為對立的慣性，注意公、私部門合作的技術支援研發機構，如何及為何有助於台灣分散型的中小企業體系學習與升級的細節，包括協助解決網絡體系複雜的協調問題，以及減少廠商自我學習的局限。
另一方面，如過去深入運用與評述發展型國家論的王振寰等人，也指出過去發展型國家論的研究與反思雖然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解釋提供重要洞見，但對於國家控制市場的能力與施為方式的改變，以及對於國家所「鑲嵌」的社會條件並沒有太多討論。王振寰等人在最近有關發展型國家論的理論回顧反思的討論中，已經承認美援等東亞地緣政策下外部因素的重要性與企業及市場網絡在分析上的重要性，並注意到1990年代前後東亞地緣政治轉變及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的市場思維下，台灣國家/社會/企業關係的轉變如何導致在經濟發展中發展型國家的模式變化。他們並以1990年代前後台灣的產業政策、市場網絡、政商關係與技術創新四個面向的變化，來具體討論1990年代前後發展型國家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模式變化。[7]
吳教授在這本書中從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思維出發對於發展型國家論的潛在批判，其中的某些論點其實可以在王振寰等經濟社會學者對於發展型國家論的修正中看到；但後者對於發展型國家論的基本肯認與複雜的修正，還有從經濟分配角度出發對於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影響與後果的批判性分析，顯然也與經濟學出身的經濟史分析有很多可以對話論辯之處。
前面提到臺灣經濟史研究至少可以分成三個學科領域的不同取徑，吳教授這本以臺灣四百年為題的專書雖主要從經濟學者的經濟史研究取徑切入，但處理的議題顯然密切涉及歷史學與經濟社會學者各自所關切或者處理過的主題。作為經濟學者的吳教授已經發聲，接下來有待其他領域的學者針對相關議題提出自己的觀點，筆者期待這本書的出版，可以引發更多不同領域的台灣經濟史論辯。
後記：本文原刊於《台灣社會學》第46期(2023年12月)，頁173-184。經徵得該刊同意後，刊登於此網站。
註腳：
[1] 應該聲明，以上舉例必然掛一漏萬，且少數學者的研究取徑也未必與其學科出身扣連，譬如上述提及的瞿宛文為美國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但研究取徑與一般經濟學者不同，毋寧更接近於經濟社會學者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另外，也應提到台灣學界所熟知的另兩位在日本的台灣經濟史學者凃照彥、劉進慶，兩人在1970年代都是以從屬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專著聞名，其後1990年代針對戰後台灣經濟史的分析則不同程度地放棄或修正原有觀點，改採非馬克思主義的三角成長論或者開發獨裁論(發展型國家論)等觀點來分析台灣經濟變遷。
[2] 參見吳聰敏的個人網頁，https://homepage.ntu.edu.tw/~ntut019/ 。經濟史著作部分，吳聰敏（2020）另編有《台灣史論叢 經濟篇：制度與經濟成長》。
[3] 參照前面提到的歷史學、社會學出身的兩類台灣經濟史研究，可發現因篇幅有限與作者特定關切範圍的緣故，這本書中並未討論以下重要的經濟史議題：近代早期(荷蘭、西班牙到明鄭時期)台灣與東亞(中國/日本及東南亞)地緣政治下的國際經貿關係、清代開港前的台灣米糖商品與華南等地手工業商品間的兩岸經貿關係、晚清開港以來台灣茶糖樟腦煤礦等對外的世界經貿關係、日治時期的米糖相剋與軍需工業化發展、戰後台灣的經濟成長與發展型國家的關聯等。
[4] 有關東亞，包括台灣經濟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典範從流行到失勢的學術史分析，參見林文凱（2014）。
[5] 有關1990年代以來日治台灣經濟史研究典範的轉變，參見林文凱（2017）。有關本書作者對於日治台灣糖業發展的討論，顯然與柯志明以米糖相剋論為主軸的分析觀點不同，有很多可以進一步論辯的空間，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加以比較，參見柯志明（2003）。
[6] 除了這兩個部分的討論，本書中最引入注目的分析，還有對於台灣晚近中央銀行匯率管制政策的嚴厲批判，有關這些議題的討論，可以進一步參見作者與陳虹宇等人（2021）合著的《致富的特權：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
[7] 王振寰等人對於發展型國家論不同時期的回顧與反思的變化，參見王振寰（2003）；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201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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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2017，〈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頁49-88，收入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研院社會所。
吳聰敏、葉淑貞、古慧雯，2004，《台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台北：翰蘆圖書。
吳聰敏編，2020，《台灣史論叢 經濟篇：制度與經濟成長》。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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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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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志明、陳兆勇，2022，〈考釋土牛溝〉。《臺灣風物》 72(4): 9-116。
施添福，2001，《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陳虹宇、吳聰敏、李怡庭、陳旭昇，2021，《致富的特權：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台北：春山。
謝斐宇，2019，〈超越（發展）國家vs.網絡的迷思：重探現代經濟的替代發展途徑〉。頁365-393，收入湯志傑編，《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瞿宛文，2017，《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社。
蘇國賢、喻維欣，2007，〈台灣族群不平等的再探討：解釋本省／外省族群差異的縮減〉。《台灣社會學刊》39: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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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凱/一位經濟學家給台灣經濟的歷史備忘錄：書評 吳聰敏，《台灣經濟四百年》，台北市：春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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