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大發現時代的金石考古與歷史研究

許雅惠（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學術的突破往往來自新材料的發現或新方法的採用。早在1925年，處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王國維（1877-1927）便曾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現〕」（圖1）[1]

王國維回顧自漢代以來，學術史上最重大的三個發現：一是西漢時在山東曲阜發現的孔子壁中書，因而出現古文經之學；二是西晉時在河南汲郡發現的竹簡，而有汲冢先秦文獻的校綴整理；三是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新發現，其中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與西域各處的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被譽為特別重要的四大發現。

圖1 王國維論中國學術上的新發現
圖片出處：《學衡》，第45期，頁44-57

這些新發現泰半來自地下，近代的四大發現尤為驚天動地，王國維認為，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媲美孔壁、汲冢，更別說各處零星出現的金石書籍了。總而言之，「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對於好學之士來說，沒有比民國早期更好的時代了。

一、甲骨文：前所未見的新材料

在清末民初的這一波新學問中，以上古史的成績最斐然可觀，這要歸功於殷墟甲骨文的發現。

燒灼牛骨進行占卜，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東亞大陸已經出現，不過直到商晚期，才在燒灼的龜甲與牛骨旁刻上文字。甲骨文以商王的占卜為主，稱為卜辭，隨著商王朝滅亡，在甲骨上刻卜辭的作法逐漸消失，為人遺忘數千年。

西元1899年王懿榮（1845-1900）意外在甲骨上發現文字，引起金石收藏家的注意，有字甲骨的價格水漲船高，以字計金。位居高官財力雄厚的王懿榮，收購了大量有字甲骨，成為最重要的收藏者。一開始古董商秘而不宣，隱匿甲骨的出土地，直到收藏家兼學者羅振玉（1866-1940）派胞弟羅振常（1875-1942）明查暗訪，才於1910年確定甲骨來自河南安陽小屯，也就是後來所知的「殷墟」，這是商晚期首都，也是當時東亞大陸文明的先進地區。[2]

甲骨文的發現，正好上承乾嘉以來的考據風氣，在堅實的商周銅器銘文的考證基礎之上，甲骨文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材料，促成一波史學的重大突破。

傅斯年（1896-1950）曾盛讚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作於1917年）與〈續考〉是「近年漢學中最大的貢獻之一」。[3] 在這兩篇文章中，王國維根據甲骨卜辭考訂出商王名稱與世系（圖2），並與傳世典籍互校，發現《史記・殷本紀》根據的是《世本》，記錄大致可靠，同時也根據甲骨文改正《史記》中由於傳寫而生的錯誤。

圖2  《史記・殷本紀》的商王世系與甲骨文中的商王名字
圖片出處：許雅惠，《殷墟甲骨文：中國三千多年前古文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47

王國維之所以能寫出這兩篇意義重大的文章，因為他有機會看到大量的甲骨文拓片。除了劉鶚（1857-1909）的《鐵雲藏龜》已在1903年出版之外，他也利用師友羅振玉的收藏，如1912於日本出版的《殷虛書契前後編》。後來王國維又替英國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整理甲骨拓本八百紙，編為《戬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書，再加上羅振玉新拓的甲骨文千紙，因而得以完成〈續考〉。[4]

後來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書時，倡導「二重証據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將出土古文字與傳世文獻互證。[5]他強調新材料的重要，倡導以「二重証據法」來進行研究，展現出二十世紀的現代性格。

二、疑古的風潮

二十世紀初的知識界，在西力——如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衝擊下，不少知識份子對傳統產生懷疑，疑古的風氣高漲。

民國十一年（1922）4月28日晚上，胡適（1891-1962）與丁文江（1887-1936）到瑞典地質學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1874-1960）家吃飯，安特生於前一年在河南考古發現仰韶彩陶。在那之前人們對中國的新石器時代還一無所知，有人認為中國早期文明一出現就如此成熟，應該是由西方輸入的，安特生便持此看法（圖3）。當天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寫下：

我們談古史事，甚有趣。Anderson〔Andersson〕立論甚謹慎，很可佩服。在君〔丁文江〕前年尚信《禹貢》是真的。他說，『把《禹貢》推翻了，我們地質學者就要同你拼命了。』今夜他竟說，商是可靠的，商以前的歷史是不能不丟棄的了，《禹貢》也是不能不丟棄的了。我聽了非常高興。[6]

圖3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文化西來說盛極一時，安特生收集仰韶文化的彩陶，認為這些彩陶與中亞彩陶有關，可能是西方文化的向東傳播
圖片出處：J. G. Andersson安特生著，袁復禮節譯，An Early Chinese Culture《中國遠古之文化》，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1923中英對照版，頁36、pl. 13.

受到胡適啟發的顧頡剛（1893-1980）在民國十二年（1923）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疑古風氣達到高峰，他尖銳地指出中國古史的幾大特點（圖4）：[7]

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况。

也就是說，越晚出現的典籍記載的古史反而年代越早、內容細節越多，由此可知，典籍所記不一定是真正的歷史，更多是古書編纂當時的人們所認知的過去。只有將後代加油添醋疊加上去的內容層層剝離下來，才可能趨近記錄的原始狀況。

圖4  《古史辨》第一冊初版封面與內頁書影，原書藏國家圖書館
圖片出處：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9910007102/reader

顧頡剛勇於反抗傳統，從根本質疑經典的權威，令胡適大為激賞，也讓當時正在德國留學的昔日同窗傅斯年大感佩服，認為這下顧頡剛是在史學界稱王了。[8]這場轟轟烈烈的古史論辨，在民國十五年（1926）集結諸人之作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冊，掀起一陣風潮，短短四年多就發行了五版，接著又陸續出版至七冊，收錄三百五十篇論文。

古史辨從根本顛覆了傳統經傳子家的權威，但疑古走到後來，造成青年學子對古史的極度懷疑，這種虛無帶來史學的巨大危機。

三、作為證據的新史料

撥開古史辨疑雲的是傅斯年，他跟顧頡剛同於民國五年（1916）入北京大學，皆受到五四運動洗禮與胡適的啟發。北大畢業後留學英、德，前後七年，先在倫敦大學修習實驗心理學，後轉到柏林大學選讀物理。民國十五（1926）年回國，次年任教廣州中山大學，再隔年，被延攬至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結一批理念相近之士，大展身手開展現代中國的新史學。[9]

古史辨初起時，傅斯年對顧頡剛佩服得不得了，幾年過去，回國時的傅斯年想法已經不同。他認為光是這樣一條條辨下去，指出史事不可靠之處不是辦法，除了破，還要立，必須想法子重建可信的古史。

在方法上，傅斯年也批評古史辨一派犯了幾個嚴重錯誤。首先是默證的謬誤：將史料沒有記載的事當作不存在。古代典籍經過數千年的流傳，本已零散殘缺，史籍中找不到的事，並不代表歷史上不存在，這是根本的研究邏輯問題。此外，古史辨一派指出記載的可疑之處，但經常無法提出證據，既不能證其真，也不能證其偽，陷入以假說為論證的陷阱，對於史事的釐清毫無助益，甚至還對史學的前進有害。

如何重建可信的古史？傅斯年的方法是從史學的根本——史料——著手。民國十七年（1928）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這篇新學術宣言中，傅斯年首先強調直接材料的重要，要研究最一手未經編輯的直接史料，史學才會進步；若只是遵循傳統，間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過的或是前人所創造的系統，便會退步。[10]傅斯年稱後者為書院學究的研究，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內卷」，將前人加工處理過的間接材料或理論系統越做越精密，但進步無多。

其次，要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如此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最後，要不時擴充研究工具，傅斯年說：「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

總而言之，傅斯年要破除舊學術，讓史學成為一門可驗證的現代科學，他說：「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利用找出來的東西，可能是文書檔案、古器陶片、或民間詩歌，來證明過去的存在，重建過去的歷史。而且不只是帝王將相的，也是普羅大眾的。這些宣言，放到百年後的今日也還適用。

以當時最受矚目的上古史為例，要解決古史辨的諸多謎團，只能靠科學考古，讓地下出土材料說話。傅斯年找來從美國哈佛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的李濟（1896-1979）為考古組主任，選定甲骨文之所出的河南安陽進行現代中國首次的科學發掘，以考古重建信史（圖5）。

與過去學者只重視有字甲骨或作為禮儀重器的青銅器不同，傅斯年與李濟還關注其他的遺物與痕跡，例如建築礎石、破陶片、骨角器等，它們共同見證了商文明的發展。[11]借助地層學與類型學等現代方法，這些傳統文獻不載的地下出土物，成為重建商代歷史與文化最可靠的直接材料。

圖5  西元1937年河南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照片，利用現代儀器進行測量與繪圖，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片出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 https://reurl.cc/jQo5Vq

王國維與傅斯年，兩位不同世代、政治立場相左的學者，在學問上都強調新材料與新方法的重要，展現出現代性格。王國維提倡「二重証據法」，以地下、地上的文字材料相互補証。傅斯年再往前跨一大步，將非文字的材料納入史料的範疇，藉此擴展史學的方法與視野，才能超越傳說的三皇五帝，「替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討論找到一個新的端緒」。[12]

四、九百年前的大發現與疑古

對於古代經典心存懷疑，乃至於援引出土材料來辨證文獻記載，嚴格說來不是民國學者所獨創，九百年前的宋朝也曾有過一波的風起雲湧。

那時的領導者是歐陽修（1007-1072），這位文化先鋒在很多方面都有過人成就。文學方面，他反對華麗駢文，提倡古文，扭轉有宋一朝的文風；史學方面，他以春秋筆法修《新五代史》，寓人物褒貶於其中，受到時人讚揚；經學方面，他懷疑先儒公認的六經作者及部分內容的可靠性，影響朝野士人，使疑經的風氣大興。[13]

從今日的角度來看，歐陽修領銜編纂的官修史書《新唐書》與《新五代史》，充滿主觀的道德判斷，史料價值大為降低。但私底下的歐陽修則是大量收集古代青銅器與石碑拓片，對相關制度、人物、事件進行考訂與研究，與經史典籍相辨證，這些成績收錄在《集古錄》一書中。歐陽修與同好對古銅碑拓的收藏研究引起同時代人的共鳴，也啟迪了往後幾個世代的年輕人前仆後繼地投入，因而開創出「金石學」這門新學問。

「金」指商周青銅器，「石」指秦漢以後的歷代石刻。由於青銅器上的銘文比儒者們熟悉的《說文》篆字古早許多，有許多文字已經認不得了，因此金石學的初起是從文字釋讀開始，之後再結合古代典籍討論銘文內容、器物功能或紋樣意涵等問題。由於青銅器是商周貴族的祭祀禮器，特別有益於《周禮》、《儀禮》、《禮記》三禮制度的考訂，這方面的成績特別突出。

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1040-1093）的《考古圖》、趙明誠（1081-1129）的《金石錄》三本書，代表了北宋中期以降三個世代士大夫的努力與成就。以「晉姜鼎」這件銅器銘文的解讀為例，左方《集古錄》中尚有多字無法辨識，以〇標示；右方《考古圖》已將這些文字全數釋出，並在一側寫上當時的通行字（圖6）。[14]

圖6  宋代金石研究的世代積累，呂大臨《考古圖》中有時收錄《集古錄》的拓片與釋文，可互相比較以見當時銘文研究的發展。
圖片出處：呂大臨、趙九成撰，《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9a、8b

他們對金石碑拓的態度，可以下面兩段話作為代表。歐陽修說：

世繫譜牒，歲久傳失，尤難考正，而碑碣皆當時所刻，理不得差。故集古所錄，於前人世次是正頗多也。[15]

趙明誠在《金石錄》序中也說：

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悉載於史，雖是非褒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諸既久，理當依據。若夫嵗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16]

歐、趙二人首先指出史書記載有許多失實之處，有的來自傳抄錯誤，有的出自書寫者個人的主觀判斷。而金石碑刻為事發當時所刻，是最值得信賴的。歐、趙二人視金石刻文為最可靠的直接史料，這與傅斯年的史學宣言所強調的相合。

北宋的金石學者有時強調自己擁有的某些拓片是最一手、最「真」的，因為這些拓片是他們親自去訪碑摹拓所得，不是別人轉贈。如趙明誠在漢代劉衡墓碑這條記錄下寫著：「余嘗親至墓下觀此碑，因模得之。墓前有石獸，制作甚工云。」[17]除了碑文，他還注意到墓前有製作工整的石獸，說明趙明誠真的親臨現場，且留意到漢代的墓儀制度。

金石學是一門學問，作為研究材料的青銅器銘文因為具有實體的存在，對擁有者來說還充滿著親炙古人的魅力。幾千年前的商周貴族曾經用這些器盛裝祭品享祀祖先，祭祀者、被祭者的名字就鑄在上面。宋代以前，古銅器的出土被當成地不愛寶的祥瑞事件，寓天地之奧秘。現在，古銅器又成為三代的見證，當觀者摩挲著斑斕器表，識讀著古樸的銘文，彷彿穿越至另一個時空，神交古人。三代，沒有比這些器更歷歷在目的了。親炙三代的吸引力席捲一時，當時知名的士大夫大多都收藏一點青銅器，沈括還在《夢溪筆談》中討論古代銅器的鑄造工藝。

士大夫沸沸揚揚的古器收集，被宋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注意到了。當皇帝開始投入收藏，士大夫私家藏品只能紛紛入宮，匯聚天府；當皇帝開始發表他對古器的高見，眾人只能俯首稱是。宋徽宗成為天底下最富的收藏家，也是最有聲量的鑑賞家，《宣和博古圖》是徽宗宮廷收藏的代表。至於過去引領風騷的士大夫，失去了收藏，也失去了古物的話語權，徽宗與他的朝廷成為中心。

考古、博古、好古、復古可說是北宋文化風潮的關鍵字。要說明的是，宋人用「考古」一詞，重在從古物考究三代的禮儀、典章、制度等，雖然偶爾也到遺址收集古物，但沒有從事發掘。事實上，若從今日的文物保護觀念來說，宋代朝野的熱烈收藏還變相鼓勵了盜墓，據說徽宗時「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 [18]這當然是一種誇飾法，不過在九百年後，當李濟率領考古隊至殷墟發掘時，確實發現所有的商王大墓都已經被盜一空了，而且還有宋代盜墓的痕跡。

沒過幾年，靖康之變將一切化為烏有。女真人掠奪宮中禁苑，包括徽宗收藏的萬餘件古器都被運到北方，據說途中不少銅器被拿來餵食戎馬、烹煮食物。[19]如果這條記錄是真的，不難想像這對趙宋皇室與士大夫會是多大的屈辱。

北宋金石學的強勁動能，來自源源不絕的地下新發現，失去了這些材料，也就無以為繼。南渡之後，商周文明之所出的河南與陝西成為金人領土，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已不可能大規模收集古物。南宋時人只能靠著拓片，勉強持續前朝的成果，因此這時期以研究石碑拓片的石學較具成就，古銅器金學只能就前人著作再行編輯、整理。這一中衰的局面到清代乾嘉以後開始復興，至晚清民初的大發現時代而大盛。

五、宋代金石學與近代歷史學、考古學

對於北宋金石學的方法與成果，王國維與傅斯年十分了解，而且持肯定態度。

王國維本身繼承了金石學的傳統，他從蒐集、傳拓及著錄、考訂及應用幾個方面總結宋代金石學的成果。[20]他認為，近世金石學雖然復興，但在著錄考訂方面基本按照宋人立下的方法，至於宋人不專於古文字的多方面興趣，今人反倒比不上了。

看起來，王國維對當時的金石學家顯然不太滿意。這個看法與羅振玉相同，早在1920年以前，羅振玉便寫了《古器物學研究議》，提倡「古器物學」以取代傳統的金石學。羅振玉在文章開頭便說，宋代人收集古物的範圍至廣，到後世才變成專研彝器款識的古文字之學，現在應該要從事「古器物學」，將範圍擴大到過去不曾被納入的佛像、陶俑等。[21]

至於新史學的倡導者傅斯年，認為歐陽修的金石研究已具備近代史學真功夫：「北宋的歐陽修一面修五代史，純粹不是客觀的史學，一面卻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工夫。⋯⋯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辯疑的精審，有些很使人更驚異的」。[22]此外，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中也舉歐陽修《集古錄》作為校訂史事的例證，[23]在讀書眉批中更盛讚歐陽修對六經的批判，認為他的見識超越邵雍等理學家（圖7）。

圖7  傅斯年在《歐陽文忠公集》上的讀書眉批，盛讚歐陽修的見識：
「此論見識，超於邵康節萬等。宋學中最不幸處，為周、邵二人，設若此論在後來得勢力，宋學或不至如彼之烏烟瘴氣也。」
圖片出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讀書筆記線上展」，https://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71/item/712/，2025/1/14檢索

不過傅斯年對同時代的金石學家也不滿意，不客氣地指出他們的通病：「吾以為金文熟而經典不熟，石文熟而史籍不熟，皆不能有多發明，乃致金石為小道。」[24]這「小道」指的大概是把金石當作古董，或埋首於史事無涉的餖飣考據。

傅斯年有時也拿宋代金石學與當時新興的「考古學」相比附：「我國自宋以來，就有考古學的事情發生，但是沒有應用到歷史上去」。[25]至於在哈佛大學受人類學訓練而後回國成為考古學者的李濟，對宋人就沒有這麼高的評價了。在評論中國考古落後於歐美時，他說：

固然有時我們也可以拿宋人的幾部書籍，強為自慰的說，我們中國人考古的興趣已經有八百多年以上的歷史了；但這只是興趣而已。有興趣而無真正的辦法，所以始終沒得到相當的收穫。要是把現在的考古學與我們固有的金石學放在一個宗派裏，豈不成了到中國的胡人用改姓的辦法冒充皇帝的子孫的那一套把戲。[26]

對李濟來說，金石學跟考古學完全不是一件事，傳統金石學只能說是學究的興趣，稱不上有什麼研究方法。此處他所針對的應該是現代考古的科學手段與比較文明方法，有別於傅、王二人所重的史料辨證。

六、結語

今日沒有考古學者會說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不過在討論現代中國考古學的緣起與強烈的歷史傾向時，大多會給宋代金石學記上一筆。[27]今日也沒有歷史學者會說金石學跟歷史學有關，不過許多研究者四處訪碑、搨印拓片，或是收集散落的譜牒，這些都是宋代金石學者開始身體力行的事。

這個發展跟歐洲近代史學的過程有相似之處。雖然十九世紀的史學家普遍對古物學家（antiquarian）充滿鄙夷，不過在十八世紀史學形成過程中，古物學家專研文字之外的實物遺存，重視一手直接材料的態度，以及處理材料的方法——收集、辨偽、考訂等，都被融入至史學的操作當中，成為現代史家的技藝。[28]

史料的大發現帶來學問的突破，在十一世紀有金石學，在二十世紀有現代史學。新史料讓學者批判現有框架，發展出新方法，最終誕生新學術。今日二十一世紀的史學是上世紀的延續，新材料與新方法仍是創新的要素，新議題由此展開。[29]

本世紀最劇烈的變化當屬現代科技的急速發展，從電腦的發明、網際網路的出現、到人工智慧的崛起。這個數位化的時代也催生出本世紀特有的資料庫與數位工具，這會是帶來創新的新史料新方法？或者是不斷細化的內卷？從過去這一百年的發展可以預期，關鍵之一仍在研究者是否能想辦法突破框架，並且更有意識地面對材料、方法與課題之間的三角關係。

註腳：

[1]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學衡》，第45期（1925），頁44-57。

[2] 羅振玉查訪甲骨出處的經過，見羅振玉，《殷墟古器物圖錄》一卷，附說一卷（上海：廣倉學宭，1919），自序。

[3]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入《史學方法導論及講義文集》（臺北：五南出版社，2013），頁8。

[4]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觀堂集林》卷9（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438。

[5] 王國維，《古史新証》（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2。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的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44。

[7]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北平：樸社，1926），第1冊中編，頁60。國家圖書館藏：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NCL-9910007102/reader，2025/1/15檢索。

[8]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116（1995.12），頁10-29。

[9]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古今論衡》，第1期（1998），頁4-29。

[10]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頁3-10。

[11]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念的衝突〉，《新史學》，8卷2期（1997.6），頁93-131。

[12] 見李濟「序」，收入傅斯年等編，《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頁xi。

[13] 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80），頁146。

[14] 詳細討論見許雅惠，〈政治漩渦中的北宋金石學家〉，收入氏著《三代遺風：古代中國物質文化中的復古》（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頁3-18。

[15]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38，頁1097。

[16] 趙明誠，《宋本金石錄》，淳熙間（1171-1189）龍舒郡（安徽舒城）齋刻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1-3。

[17] 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422。

[18] 蔡絛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80。

[19] 蔡絛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頁80。

[20]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7），頁45-49。

[21] 王正華，〈羅振玉的收藏與出版：「器物、「器物學」在民國初年的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1期（2011），頁277-320。

[22]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頁3-4。

[23] 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頁29-30。

[24] 這句話題於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十四卷》封面上，是傅斯年對金石學者的通病的批評，後來傅斯年對丁佛言這個人的看法改變，承認自己之前的評論不當。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讀書筆記線上展」，https://museum.sinica.edu.tw/exhibition/71/item/725/，2025/1/8檢索。

[25] 傅斯年，〈考古學的新方法〉，收入《史學方法導論及講義文集》（臺北：五南出版社，2013），頁267。

[26] 見李濟「序」，收入傅斯年等編，《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頁xii。

[27] K. C. Chang,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13, no. 2 (October 1981): 156-169.

[28]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13, no. 3/4 (1950): 285-315.

[29] 王汎森，〈歷史研究的新視野：重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古今論衡》，第11期（2004），頁1-12。

延伸閱讀：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2004。

陳星燦，《20世紀中國考古學史研究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許雅惠，《三代遺風：古代中國物質文化中的復古》，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4。

Fiskesjö, Magnus and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

Schnapp, Alain et al, eds., World Antiquarian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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