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博士的台灣土產」—1909年吳秀三的台灣調查旅行

巫毓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台灣近代精神醫學史的書寫中，經常提到台灣與近代精神醫學的第一次交會是在1909年年底。當時，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精神病學講座教授吳秀三來台，調查甲狀腺腫與先天性甲狀腺機能低下症（Cretinism）。這是自1895年日本殖民台灣以來，第一次有精神科醫師踏足這片土地。此次調查不僅標誌著台灣與近代精神醫學的初步連結，更成為日後精神醫學發展的重要契機。隨行的精神病學教室助手中村讓於1916年再次來台，並在日治時期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然而，吳秀三這趟具有象徵意義的調查之旅，至今仍缺乏較詳細的探討與研究。不禁讓人好奇，吳秀三為什麼會對 Cretinism特別感興趣？身兼帝國大學教授與東京府立巢鴨病院院長的他，平時公務應該非常繁忙，為什麼還會親自跑到台灣來，並且一待就是一個多月？他在台灣到底發現了什麼？這些研究結果後來是如何發表的？關於這些問題，至今仍有許多待釐清之處。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想試著還原吳秀三的台灣之行，並且探討台灣的 Cretinism 案例，在其精神醫學體系中的定位和意義。首先，我們就從吳秀三其人開始，簡單介紹一下這位被譽為日本「精神醫學之父」的精神科醫師。

吳秀三

出生於1865年的吳秀三，外祖父為著名蘭學者箕作阮甫，父親吳黃石為蘭方醫，其兄吳文聰為日本統計學先驅，西洋史學者箕作元八則為其表哥。在父親的堅持下，吳秀三幼年時期曾學習漢學，具有相當漢學素養。其較早期的醫學著作多以漢語體書寫，之後才改採言文一致的口語體。吳秀三的漢學素養在其翻譯西方精神醫學診斷名稱與專門術語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日後的醫學史研究奠立基礎。他的台灣甲狀腺腫與Cretinism的研究也引用了中國古籍的相關記載，充分展現其漢學能力。

1890年，吳秀三自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大學畢業後，進入由榊俶擔任教授的精神病學教室。1897年，榊俶逝世後，吳秀三奉派赴德國與奧地利留學，師事多位當代精神醫學大師，包括Richard von Krafft-Ebing、Emil Kraepelin，以及著名的腦解剖病理學家Heinrich Obersteiner與神經病理學學者Franz Alexander Nissl等。1901年返國後，吳秀三擔任東京帝大精神病學講座教授，並兼任東京府巢鴨病院的院長，直至1925年屆齡退休。在此期間，他將Kraepelin的精神醫學理論與診斷體系引入日本，成為戰前日本精神醫學的主流。同時，他也致力於日本精神醫學制度的建設，並於1901年與三浦謹之助共同創立日本神經學會。他的門生遍布各地，擔任各帝國大學與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成為日本精神醫學發展的核心力量。

圖1：吳秀三（日本國會圖書館，近代日本人の肖像）。

然而，吳秀三最為人熟知的，還是他對精神病患的人道關懷。擔任巢鴨病院院長後，他主張以歐美最先進的精神病院為範本，推行一系列改革，致力於改善精神病患的待遇。他積極廢除手銬與腳鐐，並引入工作療法等更為人道的治療方式，因此被譽為「日本的 Pinel」。1911 至 1916 年間，他派遣精神病學教室成員調查「精神病者監護法」下的私宅監置狀況，並於 1918 年出版《精神病者私宅監置ノ實況及ビ其統計的觀察》，揭露精神病患在私宅監置下的悲慘處境。他直言，日本數十萬名精神病患除遭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不幸外，還承受了「生於日本」的雙重不幸。這本書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並最終促成 1919 年「精神病院法」的立法。

在學術研究方面，吳秀三在精神醫學領域的原創性研究較少，主要貢獻在於推廣Kraepelin 的體系。他依據Kraepelin體系編寫的教科書《精神病學集要》第二版（第一版於1890年代出版，主要根據Krafft-Ebing的著作，）主要內容是由其門下學生撰寫，再經他修訂，最終也未完成。相較於精神醫學，吳秀三的研究重心更偏向醫學史領域。他與著名醫學史學者富士川游交情甚篤，兩人共同編寫多部醫學史著作，並相互交流珍貴古籍。自 1910 年代中期起，吳秀三陸續發表醫學史研究成果，特別是有關華岡青洲與歐洲日本學先驅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的著作，並嘗試將自己為後者所寫的傳記翻譯為德文。1928年，日本醫史學會成立，吳秀三出任首任理事長，並一直擔任該職位至 1932 年辭世。

發現帝國的「Cretinism地方」

那麼，吳秀三為何會在 1909 年前往台灣調查甲狀腺腫與先天性甲狀腺機能低下症（Cretinism）的流行狀況呢？在既有的歷史書寫中，部分文獻提到他是奉東京帝國大學的命令，另有一些說法則認為他是接受台灣總督府的委託。然而，根據吳秀三的自述，此次調查最初是由他本人發起。他向東京帝大和台灣總督府提出申請，獲得批准後才得以成行。

吳秀三指出，早在 1909 年之前，他就已知台灣是甲狀腺腫的流行地區。他列舉了自 1894 年以來，崛內次雄等人報告的多個甲狀腺腫流行地，並引用了台灣總督府醫院院長長野純藏的最新統計數據：僅向總督府報告的甲狀腺腫患者數就高達 4896 人。流行程度達到地方病的區域包括台東呂家庄、嘉義過山庄等七個村落，此外，盛行率超過 1% 的村落還有多達 79 個。

然而，僅僅是甲狀腺腫的流行問題，似乎並不足以激發吳秀三的興趣。他提到，早在得知台灣的甲狀腺腫情況時，就一直懷疑台灣應該也存在 Cretinism 患者，但他卻從未見到相關報告，這讓他感到困惑不解。直到 1909 年 4 月，時任總督府醫院醫長稻垣長次郎向他透露，台灣某地發現了疑似 Cretinism 的個案。吳秀三立即向東京帝國大學申請前往台灣進行實地調查，開啟了這次的研究之旅。

以今日的醫學知識來看，我們已知先天性甲狀腺機能低下引起的 Cretinism 可分為遺傳性、偶發性與地方性三種類型。其中，地方性 Cretinism 通常由於該地區飲食中的碘含量不足所致。碘是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缺乏碘會導致甲狀腺功能減退，從而影響嬰幼兒神經系統、骨骼及整體生長發育，最終引發各種典型臨床症狀。吳秀三感興趣的無疑是此種地方性 Cretinism。依據其1918年出版的第二版《精神病學集要》，當時的學界雖已認識到Cretinism與甲狀腺機能不足的因果關係，卻尚未確認地方性Cretinism乃是由於地域飲食中碘含量不足所引起。

吳秀三提到，歐洲早已發現某些Cretinism流行的地區，而亞洲地區近年來也發現了一些新的Cretinism地方病區域。這些區域多半位於距離海岸線較遠的中高海拔山區，特別是氣候酷熱潮濕的山谷地帶，並且具有某些共同的地質組成。關於致病原因，當時學界眾說紛紜，一些學者認為可能與空氣或濕氣有關，另有觀點認為地質中某些成分是關鍵因素，也有人將之歸因於不良的衛生環境。吳秀三本人則似乎最傾向於飲用水污染的假說：認為該地地質組成中可能存在某種病原體，污染飲用水，進而對於胎兒及嬰幼兒的甲狀腺功能造成慢性損害。這樣的理論反映了當時細菌理論與將精神病視為慢性傳染病的自體中毒（autointoxication）理論的影響力。

無論如何，台灣可能存在Cretinism流行區域的消息，讓吳秀三產生了強烈興趣。一方面，由於日本本土並未有甲狀腺腫流行現象，若殖民地台灣確實存在著Cretinism流行地區，這將是「日本國領域內第一次發現所謂的『Cretinism地方』」。吳秀三認為「這必然將特別引起我國人士的興趣」。另一方面，這或許也與他想在歐洲學術界發聲的學術抱負有關。地方性甲狀腺腫與Cretinism在當時的歐洲精神醫學圈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課題。吳秀三在提及崛內次雄等人的台灣甲狀腺腫報告時，曾感嘆尚未有人進行精密學術研究，將研究成果於歐洲學術界發表，實屬可惜。他還提及自己在維也納期間曾短暫師事的幾位老師都曾進行相關研究。他在前往台灣的旅途中閱讀這幾位老師及其他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坦言自己「以其淺學菲才，卻投身在這紛亂的學術爭議之中。對於要如何才能從這迷途之中，別開另一番生面，不禁感到戒慎恐懼，且又惶惶不安。」最後，吳秀三的研究成果也是以日文與德文兩個版本呈現。儘管德文版同樣發表於日本《神經學雜誌》，而非歐洲學術期刊，這已是吳秀三留學歸國後極少數的德文著作之一。

台灣行

吳秀三於 1909 年 12 月 23 日從東京出發，同行者包括精神病學教室助手中村讓與解剖學教室的椎野（金）孝太郎。由於風浪過大，他們搭乘的「恒春丸」在下關多停留了一天，直到 12 月 29 日才抵達基隆。值得一提的是，船上還有一位在台灣總督府任職的動物學者素木先生，旅途中他多次向吳秀三闡述自己對台灣原住民與日本人為同祖先的見解，並以台灣與海南島原住民的祖先起源傳說作為佐證。稍後，吳秀三在接受《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採訪時，也引用了這一說法。

圖2：中村讓（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

抵達台北後，高木友枝、長野純藏、稻垣長次郎、崛內次雄等殖民醫學體系的重要人物親自迎接。吳秀三在台北停留五天，期間蒐集相關資料，並為接下來的山地旅行進行準備。1 月 5 日，他正式展開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調查，行程緊湊且規劃周密，主要目的是前往甲狀腺腫高發的村落進行實地調查，並對併發智能障礙或聾啞等中樞神經發展異常的個案進行詳細的身體與精神狀態檢查。

1 月 5 日，吳秀三搭乘火車抵達台中，隔日改乘轎子深入台灣中部內地。他於 1 月 6 日抵達國性，接著在埔里停留三天，調查周邊村落；1 月 10 日渡過日月潭抵達集集，並於 1 月 11 日在柴橋頭進行調查。1 月 12 日至 20 日，吳秀三在長野純藏的陪同下，展開此次台灣行的重頭戲——深入山區的實地調查。

吳秀三選擇進入山區，源於集集支廳長的報告，該支廳長在巡視轄區時，於郡大溪流域山地的一個部落中，發現多名疑似智能障礙且「畸形」的居民。吳秀三與長野率領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包括武裝巡查五人、通譯兩人、苦力十人及三十五名原住民挑夫。他們從集集出發，翻越郡大山，再沿溪谷而下，最後抵達巒大山山麓後離開山區。八天的山區旅程，吳秀三一行總共經過了九個原住民部落。

然而，吳秀三的台灣調查並未就此結束。1 月 21 日，他從山區返回台中；1 月 22 日回到台北，隨後於 1 月 23 日至 24 日參加正在舉行的台灣醫學大會並發表演講。1 月 25 日，他再度南下，前往彰化、二水、名間、嘉義、台南、屏東及高雄等地繼續調查，直至 2 月 3 日才回到台北。數日後，他啟程返回日本，於 2 月 14 日抵達橫濱，結束此次調查之旅。

根據吳秀三的報告，他此次共親自檢查了 233 位甲狀腺腫患者，分布如下：林仔城庄 62 名、大埔庄 36 名、埔里社街 32 名、水社庄與魚池庄 10 名、柴橋頭庄 32 名、東勢角庄 7 名、濁水庄 15 名、南勢坑庄（嘉義）10 名、彰化街 9 名及阿緱街 17 名。這些地區是甲狀腺腫作為地方病流行的區域。他還特別指出林仔城庄僅有三百多名居民，卻有多達 62 名患者。更有甚者，由於許多居民因參加鐵路鋪設工程未能接受檢查，實際患病比率可能遠高於調查數據。

圖3：吳秀三的甲狀腺腫調查結果圖表（《神經學雜誌》，日本國會圖書館）。

在這些患者中，吳秀三發現了 12 名智能障礙者、2 名聾啞者及 7 名兼具智能障礙與聾啞的個案。他對這些患者進行了詳細的身體與精神檢查，並為他們拍照留存記錄。吳秀三認為，儘管這些患者並未顯示典型的Cretinism病徵，無法診斷為Cretinism或準Cretinism（「半Cretinism」），但他們的精神神經障礙仍可能與甲狀腺功能不足有關，因此或許可以將其稱為「類Cretinism」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吳秀三在經過的原住民部落中確實見到許多甲狀腺腫患者，甚至在某一天，他們雇用的十多名原住民女性挑夫全部罹患甲狀腫大，他卻未留下任何統計數據或詳細記錄。這可能是因為山地行程緊湊，無暇逐一檢查；也可能是當時原住民地區的行政與治安狀況使詳細調查變得困難。此外，也有可能吳秀三的山地行動主要目的在於尋找真性Cretinism患者，因此就未再對甲狀腺腫的流行狀況深入研究。

無論如何，吳秀三終於在一個名為「モーツー」的部落發現了三名符合Cretinism診斷的患者。該部落僅有三戶十八人，這三名患者同屬一個家庭，分別是 60 歲的父親、約 25 歲的女兒與 10 歲的兒子，而母親與另外兩名子女則無明顯異常。然而，仔細檢視吳秀三的報告，父親是否能診斷為克汀病仍有疑點。他雖有甲狀腺腫及某些顱相與面部特徵，但身高達 147.5 公分，且其精神狀態的異常變化似乎僅在近年才出現，並非先天性的智能發育障礙。儘管如此，吳秀三仍將三人診斷為Cretinism患者，並認定這個小村落為日本國境內首次發現的「Cretinism地方」。

圖4：吳秀三於「モーツー」部落發現的三位Cretinism患者的住家（《精神病學集要》，日本國會圖書館）。

台灣土產

為了進一步研究，不論是以強制手段還是勸說方式，吳秀三將三位患者從郡大山區帶回台北，安置在台北醫院停車場的一間小屋內，並為他們安排X光檢查，以瞭解其骨骼狀況。在台灣醫學大會的演講中，吳秀三當場展示了這三位患者，藉此說明Cretinism（呆小症）的臨床症狀。根據《台灣日日新報》記者的報導，吳秀三似乎原本有意將這三名患者帶回日本進行深入研究。記者指出，吳秀三掌管的巢鴨病院內已有一些如「蘆原將軍」般的知名精神病患。「蘆原將軍」是巢鴨病院收治的一名患者，因誇大妄想自稱將軍，經常登上報紙成為奇聞趣事的話題。記者認為，若這三名患者也能被帶回日本，必定會引起極大關注，成為備受矚目的新聞話題。然而，這三人中的女兒抵達台北後，卻突然罹患「急性腳氣症」。《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推測，這可能與飲食習慣的改變有關。她原本以小米為主食，來到台北後改吃米飯，進而感染「氣菌」。這一推測反映了當時醫學界對於腳氣病成因的爭議。由於病情嚴重，吳秀三不得不緊急將三人送回山區。對於無法繼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檢查，吳秀三在後來的著作中表達了深深的遺憾。儘管如此，《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指出，吳秀三雖無法將這三名患者作為「台灣土產」帶回日本，但仍從南投廳獲得原住民頭骨一具，並從總督府醫學校得到一套原住民骨骼，讓他此行不致空手而歸。記者相信，這些珍貴的骨骼標本必將對學術研究有所貢獻，並引起東京各界的廣泛關注。

圖5：被吳秀三診斷為Cretinism症的親子三人（《精神病學集要》，日本國會圖書館）。

圖6：親子三人病患中約10歲的小兒子（《神經學雜誌》，日本國會圖書館）。

雖然《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以〈吳博士の台湾土産〉為標題帶有幾分戲謔之意，卻或許精確傳達了吳秀三此次台灣調查旅行的本質。儘管吳秀三對於精神病患充滿人道關懷，但身為日本精神醫學領域的領導者，當他將視野投向殖民地時，首要關注的依然是從帝國視角出發的議題，而致力想要確認帝國境內是也如其他帝國一般，存在著地方性Cretinism這類罕見疾病，並期待藉此研究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注意，提升自身及日本精神醫學的國際地位。

吳秀三並非未曾注意到台灣完全缺乏近代精神醫療資源的狀況，他也了解殖民精神醫學必須面對的課題，以及甲狀腺腫與Cretinism等疾病在殖民醫學脈絡中的特殊意義。事實上，他抵達台灣之後，曾接受總督府地方病調查會的委託，進行關於台灣精神病的調查。在這方面的工作，他主要是趁空檔赴各地監獄，檢查關押的精神病患罪犯，並聽取各地派出所警察的報告。在離台之前，他接受《台灣日日新報》記者的訪問，談及台灣精神醫學與殖民精神醫學面臨的諸多問題，例如：台灣本島人的精神病患似乎較多，監獄內的精神病患比例遠高於日本本土與西方國家，缺乏精神鑑定專家與設施，未設立精神病院，精神病患流落街頭導致人道問題。此外，他也提到精神科醫師的教育與培養，精神病與人種、氣候與生活狀態的關聯，以及從精神醫學角度研究本島人與原住民心理狀態，以作為殖民統治的參考。他還提到內地人因為氣候、居住環境的變化與家庭因素導致的憂鬱性疾病，以及殖民地移住者的精神衛生教育與精神狀態、體質變化的長期監測等議題。這些問題在往後日治時期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中，皆被反覆提及與討論。

圖7：總督府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委託吳秀三調查台灣精神病的公文（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即使僅聚焦於甲狀腺腫與Cretinism症，吳秀三也提及其可能對於殖民政策造成的影響與潛在隱憂。他指出，Cretinism症顯示甲狀腺功能不足影響身體健康，也影響精神狀態，特別是智能發展。因此，曾有歐洲學者主張，在甲狀腺腫與Cretinism流行的區域，不僅精神病患與聾啞者多，也鮮少見到「傑出的人物」。吳秀三警告，儘管這種精神變質在殖民地移住者的第一代不會明顯顯現，但數代之後，必然會對智力發展造成影響，因此必須加強對於移住者的精神狀態調查，並強化精神衛生教育。

然而，儘管吳秀三具備這樣的見識，除了這篇專訪外，他在生涯中未曾發表其他關於台灣精神醫學或殖民精神醫學的言論，也沒有證據顯示他曾對於總督府作出具體建議或對殖民醫療政策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在帝國主義競爭與日本作為精神醫學發展後進國的背景下，吳秀三身為殖民地母國的精神醫學權威，對於尚未完全納入帝國版圖的殖民地山地，這片帝國最邊陲地區的Cretinism症的關注，主要還是出於對罕見疾病的獵奇興趣，以及希望藉此提高個人及日本精神醫學在歐洲學界的能見度，並參與當時精神醫學盛行的「自體中毒」理論討論。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也可以部分理解吳秀三為何及如何將其醫學史知識應用於Cretinism研究中。如前所述，他的Cretinism症研究論文分為日文與德文兩種版本，均刊載於《神經學雜誌》。在這兩篇論文中，他引用了許多中國古籍相關史料，例如《淮南子》、嵇康的《養生論》、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張華的《博物誌》與謝肇淛的《五雜俎》，來說明古人對「頸癭」的認識。此外，針對台灣原住民的甲狀腺腫與Cretinism症，吳秀三引用了伊能嘉矩提供的相關台灣文獻，例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吳子光的《一肚皮集》、龔柴的《台灣小志》、林光謙的《台灣紀略》、李丕煜的《鳳山縣志》等，以證明自古以來台灣原住民中便存在著典型的Cretinism患者—雖然這些古籍中所描寫的台灣原住民是否真為Cretinism患者，仍存有很大疑問。在後來出版的第二版《精神病學集要》中，吳秀三也將這些內容以註解方式補充，並引用中國古醫書對頸廮病因的討論，以佐證他所支持的「飲用水致病論」。

圖8：吳秀三1910年9月2日致函伊能嘉矩，詢問台灣文獻中甲狀腺腫的相關記載（伊能嘉矩手稿，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

圖9：吳秀三於論文中引用漢文文獻關於甲狀腺腫與Cretinism症的記載（《神經學雜誌》，日本國會圖書館）。

吳秀三在此引用中國古文獻，無疑與他對漢學與醫學史的興趣密切相關。然而，在吳秀三的著作中，類似古今對照的寫作形式並不常見。在《精神病學集要》中，除了對Cretinism的討論外，他引用古文獻說明的疾病僅限於「譫妄」一例。此外，吳秀三留學歸國後，僅有少量的德文著作，其中除了這篇Cretinism論文，還包括了「日本ニ於ケル精神病学ノ歴史」這篇歷史學文章。整體而言，吳秀三對於詞彙與語言極為敏感，並對於論文文體、醫學詞彙的翻譯以及疾病名稱可能帶來的污名化效應具有高度的意識。由此可見，吳秀三在Cretinism論文中融入醫學史素材，或許不僅是出於個人的醫學史興趣，也可能是在日本崛起取代中國，成為能與西方強國競爭的東方帝國的時代背景下，藉由醫學史素材向西方學界發聲。

最後，吳秀三此行的確為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留下了重要遺產：六年後，中村讓再次來台，成為殖民時期台灣第一位，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精神科醫師。然而，根據中村讓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決定再度來台，主要是因為台灣能夠提供吳秀三指定他進行的「自體中毒」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素材。換言之，他在第二次來台時，依然是從吳秀三的帝國視角來看待台灣這個殖民地。他在台灣的各種貢獻，例如精神鑑定、精神醫學教育、醫院精神醫療與呼籲建立公立精神神病院的人道努力等，可能並非他最初的預期，而是在殖民地日常的醫療實踐與生活中，實際面對的困難與需求所促成的結果。

參考資料：

岡田靖雄，《呉秀三：その生涯と業績》（東京：思文閣，1982）。

吳秀三，〈台灣紀行〉，《神經學雜誌》9(8):354(1910)。

吳秀三，〈台灣紀行（承前）〉，《神經學雜誌》9(12):495–496(1911)。

吳秀三，〈余の台灣旅行（上）〉，《神經學雜誌》9(10):423–434(1911)。

吳秀三，〈余の台灣旅行（下）〉，《神經學雜誌》9(13):497–507(1911)。

吳秀三，”Eine Reise nach der Insel Taiwan (Formosa),”《神經學雜誌》9(11):1–25(1911)。

吳秀三，《精神病學集要》第二版，後篇，第二冊（東京，吐鳳堂，1918）。

《台灣日日新報》。

中村讓，〈中村讓〉，《崛內次雄博士追悼誌》，頁46–47（東京：南溟會，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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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毓荃/「吳博士的台灣土產」—1909年吳秀三的台灣調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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