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宗億（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2023年4月27日，臺灣「中央社」發布了一則關於臺東縣公東高工因財務狀況顯著惡化，而遭教育部根據「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審議而公告列入「專業輔導學校」名單，並限期兩年改善，否則將停招與停辦的消息。
素有臺灣「木工搖籃」與「技職國手搖籃」美名的公東高工恐將走入歷史的消息，一經各媒體披露，隨即引起社會各界人士、企業與大眾的關注與反彈。[1]時為全國私校工會副理事長的尤榮輝即表示，公東高工以「師徒制」培訓木工人才聞名，乃臺灣技職教育指標，也是少數享譽國際的技職學校，若退場「將是技職教育的重大損失，也是國家社會的不幸」。[2]因公東高工之重，企業人士也承諾以市價購買校方為求生存而出售的校地，且只要學校辦學正常，仍可無償出借，還願以三年為期每年挹注校方三百萬元補助。所幸，經公東高工校長李恭榮、教職員[3]、學生與校友一年有餘各種嘗試的齊心努力，以及企業人士之援手與社會大眾四千餘萬之捐輸，財務短絀危機暫時稍解，而教育部也於2024年7月7日經審議，正式將公東高工從「專業輔導學校」名單中移除。
公東高工面臨退場危機，何以引起臺灣社會的關注與援手？公東高工何以享有臺灣「木工搖籃」與「技職國手搖藍」之美名，甚而成為臺灣技職教育指標？公東高工以「師徒制」作育技藝英才的職人精神之淵源為何？要回答這些問題，都得從公東高工（以下簡稱公東）的成立，及其創立初期由「白冷外方傳教會」(Societas Missionaria de Bethlehem，簡稱「白冷會」)辦學時奠定的課程和師資體制與初衷談起。
本文作為〈從他者到我者：白冷會外籍傳教士與東臺灣土地和人群結緣之始〉的續篇，主要根據白冷會臺灣區會會長的臺東總鐸區大事紀與日記、公東高工紀念性文集、前公東高工校長黃清泰的回憶錄與相關論著等文獻，整理白冷會構想、籌備與成立公東的始末，及其於草創初期奠定的課程與師資規劃，並兼及最初二十年校務發展的契機，從中理解今日公東成為臺東記憶所繫之處甚而臺灣「木工搖籃」的脈絡。
圖1：以教育為傳教以外最大志業的錫質平神父，也是公東高工的催生者。（白冷會授權使用）
二、籌辦與成立
公東在白冷會首任臺灣區會會長錫質平神父(Rev. Jakob Hilber, 1917-1985)之擘劃與奔走下，經歷經費募捐、校舍籌建、董事會成立，於1960年10月正式開校，而此一過程至少可追溯至1956年。雖錫神父曾在其所撰述的臺東總鐸區大事紀中，於公東校舍落成祝聖典禮的相關條目中提及「學校最早的計畫從1957年就開始了」，其初衷在於興設一座工業學校改善臺東原住民的教育與生活，增進其謀生之技能，且當時臺灣政府正致力於提倡工業化，白冷會認為其根本為興學培育工業技術人才。[4]但根據錫質平擔任區會長時的教區大事紀，白冷會成立公東的念頭可能可追溯至1956年3月24日，當天他與臺灣天主教福利會的高方濟神父於臺北的一場面談中曾「討論建立職校、養羊的事」。[5]此外，根據教區大事紀的記述，錫神父積極籌備公東相關事宜，大抵始於1958年1月，因自此相關記述條目逐漸頻繁。
校地與外籍技師
籌辦學校的首要之務，便在於購置校地。1958年1月25日，錫神父在大事紀中紀錄了「簽訂購買工校建校土地的合約」的相關文字，並自此以「工校」稱未來的公東，而我們也因該教區日記條目得知，公東校地一坪為新臺幣70元，[6]至於是不是市價，那邊需進一步探究了！但我們知道為籌辦公東，他前後共購買了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一甲地，約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九坪。[7]
校地之外，其次重要的是什麼？答案是實習工場技師。在籌辦設校階段，錫質平神父即曾去函瑞士技師工會徵求自願來華任教者，竟有四十名技師願意來臺，因此公東除了一般學科聘用本國籍教師以外，專業技術及工場實習教師均聘請來自瑞士、德國或奧地利的技師。而且，他們來校服務皆是義務而不取薪。[8]因此，早在1958年6月，教區大事紀關於籌辦公東的第二條記述，便述及「工校老師」，亦即「預備擔任公東高工工場實習的技師」，於1958年6月2日抵達臺灣基隆與6月7日抵達臺東，並將服務四年。由此，足見白冷會在籌辦公東時對實習的強調與重視，即使校舍還沒蓋好，諸如木工師徐益民（Peter Huesler）、水電師白啟民（Werner Berger）、機工師李濟民（Paul Lienert）等技師就已來到臺東。[9]不僅如此，這三名技師除了擔任公東草創時期的木工科與實習工場老師之外，也是成立於1958年的原住民學徒班老師，「帶著學徒在各部落的教堂、學生宿舍工地中，從實作中學習」。因而，公東興建第一批校舍時也是由這些「外籍老師擔任監工」，以「幫忙興建最初的房子」。[10]
自創立初期起，外籍技師在公東的學徒制教學規劃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根據黃清泰，公東創立初期的「實習課全仰賴瑞士籍老師授課」，因「本國籍教師僅能擔任普通學科的教學，導致實習課的工廠實作與理論課嚴重脫節」，而其原因便在於當時臺灣「投入技職教育的教師欠缺實務經驗」。因此，在上述三名技師四年合約到期之後，諸如機工師申樹德（Kurt Schawald）、機工師牧恩（Robert Schafer）、木工師葛士賢（Hugo Geiser）、木工師谷振東（Francis Cuennert）等18位外籍技師，也於1961至1974年間先後分批前來臺東支援，對公東最初十餘年的發展影響重大而深遠，[11]尤其是對實習課的重視與小班學徒制的引進與實踐。1975年之後，技術與實習教師則完全由公東畢業校友擔任。[12]
校舍和設備與立案
要成立學校，校舍建築與設備也十分重要。我們知道公東校舍建築由達興登（Justus Dahinden, 1925-2020）設計，著名的公東聖堂也是出自他的手筆。在1958年8月11日的大事紀中，錫神父即提及工校的設計圖乃出自達興登，並稱根據臺灣法規，設計圖須在臺灣重畫」[13]。由此可知，達興登的公東校舍建築設計圖應於大約前後時間收到，並得以知道在臺灣重畫設計圖的費用是「一坪7元」。而且，我們還知道此次取得的應是第一棟校舍建築機工大樓的設計圖，因爲白冷會於次年一月才收到第二棟校舍建築行政大樓的設計圖。[14]設計圖重畫的問題獲得解決之後，白冷會於3月29日「通知幾位包商，可以來拿設計圖回去估價」，[15]而後來其中最便宜的估價是93萬7千6百元，另外還要加上鑿井3萬9千5百元和水電4萬5千元，但供水設備不包含在內，第二棟校舍的發包金額則為43萬5千元，也是不含水電部分。公東最早一批校舍建築的木工科大樓，則在正式設校開學後的1961年2月24日才簽約發包，總金額為53萬6千元，同樣不包含水電。[16]最後，關於設備部分，錫神父則於1960年3月2日完成購置。[17]
公東創校初期的第一棟和第二棟與第三棟校舍建築，分別於1960年夏與1962年春竣工。第一棟建築為機工大樓，共四層樓，其中一樓為機工科實習工場、二樓為教室、三樓為學生宿舍、四樓則為聖堂。第二棟建築則為兩層樓行政大樓，其中一樓為餐廳與廚房、二樓為校長室與行政單位辦公室。第三棟建築為四層樓，其中一樓為木工科實習工場、二、三樓為教室、四樓為禮堂以及圖書館或展覽室。
因此，雖公東於1960年10月正式開校，但校舍祝聖與落成典禮遲至第三棟建築完工之後方才於1962年5月1日舉辦。當天上午，公東校舍建築祝聖典禮正式舉行，由于斌（1901-1978）總主教主持祝聖並講道，彌撒則由第二任校長王志遠主持，校舍落成典禮則於下午二時開始，由縣長剪綵，王校長報告學校狀況，總主教與縣長也分別致詞。[18]
1960年初，正當公東校舍如火如荼興建之際，白冷會開始展開設校立案的申請程序。1960年1月4日，白冷會派員到臺中省政府辦理公東設校手續，省政府人員很友善，但卻問：「為什麼不在西部辦？在臺東，辦學校很困難。」[19]立案核准等待時間漫長，甚於半年後仍無結果，錫神父因而感嘆：「公東高工登記的事沒有進展，我們無法決定招生日期。」[20]所幸，上帝不負苦心人，同年9月14日，公東終於經奉教育廳核准立案，可以開始招生。[21]錫神父筆下的「工校」，最終由董事會成員蔡任漁神父命名為「臺東縣天主教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簡稱公東高工，因學校由天主教羅馬公教會在臺灣東部設立的一所學校，故名「公東」。[22]
圖2：最早的一批公東校舍建築。（白冷會授權使用）
圖3：公東校舍落成紀念合照。（白冷會授權使用）
白冷會募資與董事會
公東作為一個私立工業技術學校，在籌辦過程與草創階段經費之募集顯得重要非常，期間錫神父扮演關鍵角色，而經費募捐主要來源則來自瑞士天主教技師工會（Arbeiterverein）與德國主教會議的米索爾基金會（Misereor）等組織。其中，捐款最多的機構蓋屬瑞士天主教技師公會，前後約新臺幣一百四十餘萬。[23]其次，德國主教會議的米索爾基金會也多次捐款幫助公東建校與後續校務之補助，如於1961年2月15日支付了協助公東高工建校的第一筆錢，為此錫神父甚至感到「心情很不錯」，[24]而這一筆捐款5萬馬克，約新臺幣49萬，用來支付公東第三棟建築的興建經費。[25]即始在公東正式開校之後，Vath神父於1962年3月31日再次視察公東，再承諾會要求基金會提供3萬馬克，協助公東高工興建機工科實習工場。[26]1963年12月17日，米索爾基金會再度同意補助公東4萬9千馬克，其中2萬馬克用以支付新建木工科實習工場，1萬馬克用於整修10部車床，並用1萬9千馬克購買大車床。1968年11月12日，該基金會又曾再度援助公東1萬5千馬克。[27]
除了瑞士技師工會與德國米索爾基金會之外，公東的興設在籌辦與草創時期已引起國際的關注或各種形式的援助。例如，1959年1月14日，美援機構美國國際合作駐華共同安全分署（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便派員考察公東，並承諾願意協助，雖「無法提供經費補助」，[28]但於次年4月28日再度來訪時，安全分署的兩位官員陪同臺中工業學校陳為忠（1917-2012）校長來訪時，則承諾會幫白冷會向美國援助臺灣的機構爭取車床等設備；[29]梵蒂岡的傳信部，也曾協助公東興建包含廚房、餐廳、校長室、教師辦公室與地下室倉庫在內的行政大樓；亞洲基金會則曾於1962年4月18日補助公東原住民學徒班三年37萬。[30]總之，在錫神父的奔走與國內外各組織的支援，以及甚多零星捐助之下，公東得以順利建校。
雖興設學校籌備過程看似順利，但由於冷戰國際政治或臺灣法規等因素，也並非完全順利。例如，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便造成公東高工經費取得的延滯，當月26日的大事紀，錫神父便述及「金門、馬祖發生砲戰（八、二三砲戰），臺灣情勢緊張，很令人困擾」，當時瑞士的報紙甚至稱「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在臺灣開始」。因而，「在這種情況下，瑞士天主教工會幫助我們興建工校的錢，暫時不匯進來，怕錢會被共產黨拿走」，其影響便是「工校無法動工」，而錫神父只好特別寫信，向瑞士總會說明臺灣的實際情況。[31]又如，由於「工校設計圖需要本地的建築師蓋章才能申請建築執照」，但經人介紹的一位臺灣建築師「沒有積極去處理」，結果導致「建築執照慢了三個禮拜」。[32]
除了校地、技師、校舍與設備等設校籌辦事務之外，董事會的組成與召開當然也很重要。公東董事會成立於1958年，之後一面呈報政府立案，一面購買土地開始籌建學校，但董事會到1960年5月起才真正開始運作。[33]白冷會於1960年5月15日展開第一屆第一次公東董事會的籌備工作，並於同年6月3日晚上七點於臺北召開會議，而白冷會的董事會成員為布培信神父(Rev. Burke Alois, 1908-1988)、李先達神父與錫質平神父，其他董事會成員還包括蔣復璁（1898-1990）、關吉玉（1899-1975）、王永興、費聲遠(Bishop André-Jean Vérineux, 1906-1983)、孫連仲（1893-1990）、趙雅博（1917-2015）、蔡任漁、李貴良（1915-2016）、鄭鵠、許添枝（1912-1995）。董事會當天，出席的僅6人，除了白冷會3名董事成員，還有蔣復璁、關吉玉與蔡任漁，其他均請假。這次董事會共議決幾項議程：訂定董事會章程、選舉蔣復聰為董事長、決定由李先達擔任第一任校長。[34]
三、辦學有成與調適和折衝
公東經核准立案後，開始正式招生授課，草創初期即辦學有成，學生作品深受矚目與肯定，也時常獲得競賽獎項，但由於引進並落實學徒制於公東教學歷程中，也面臨招生和班級人數、實習時數、課程改制、升格五專，以及學校教務與人事等諸多調適與折衝。但是，限於篇幅，本文僅聚焦簡述公東引進並實施小班師徒制教學的原因與脈絡，以及改制五專之議與其引發之校長人事問題。
草創有成
1960年10月9日，公東正式開校，第一屆招收木工科與機工科學生，各40名，修業年限三年，而其中的木工科則為當時全國唯一。[35]創校初期，一班學科每週上課30小時，工場實習時數則為15小時，學科與工場實習比例為2：1。[36]1963年6月22日，公東迎來第一屆畢業典禮，共50名畢業生，其中19人由學校協助找到工作，另外7人則自己找到工作，另5人繼續留在學校接受訓練，準備參加競賽，17人參加升學考試，1人就讀軍校，1人保送工專，8人未決定。[37]1964年6月20日，公東舉辦第二屆畢業典禮，畢業生共47人，其中機工科33人、木工科14人，其中機工科兩位最優秀的學生，學校準備培養他們繼續升學，以便將來回公東任教。典禮期間，來賓致詞特別強調，教育部或省政府長官來到臺東，最有興趣參觀公東，因為「他們辦學最實際，辦學精神最佳，是全國最好的職業學校」，[38]而此說並非過譽，於1964年5月1日，公東在臺東社教館舉行為期三天的學生作品展，木工科展示很多傢俱，而機工科則展出自製刨床與頭腳可以活動的病床，以及推車、病房用的小桌子等，而展覽期間，參觀人數不但累績4千5百人之眾，其中「很多人不相信所有的作品都是學生做的」。[39]及至1970年5月1日，公東舉辦創校10週年慶，為期三天的學生作品展覽在介壽堂開幕，參觀的客人很多，除了一般縣民外，還有各學校學生和工廠負責人，外界評價很好，而且「賣了很多產品」。[40]前公東校長黃清泰認為，公東高工每年舉行畢業生作品展乃年度最重要的活動，每次地點都均選在校外，而每次也都吸引很多人參觀。[41]正因為如此，不僅公東的技職教育深受教育界人士和長官認同，其培育的學生製作的作品，也深受大眾肯定。
公東草創初期即辦學有成，不但受到政府與大眾之關注，當時臺灣的政治領袖也紛紛到公東參觀。例如，1965年2月25日，省主席黃杰（1902-1995）來到臺東參觀公東，期間對工校學生製作的雙槓特別有興趣，立刻買了一組送給臺東中學，還為其他學校訂了幾組。當時，兩個公東學生還送他禮物，一個機工科一年級學生送他自製的狗造型煙灰缸，另一個木工科三年級學生則送他一組可以放在辦公桌上的文件盒。[42]1973年5月30日，行政院長蔣經國（1910-1988）還到臺東參訪公東的技藝訓練班，也就是學徒班。[43]
外籍技師與小班師徒制
公東辦學有成的關鍵因素在於，實習工場外籍教師之引進，以及基於辦學一年後的檢討所進行的小班制學徒制之實施等學制與課程變革。如前所述，錫神父在公東籌辦期間，即基於各種因素積極邀請歐洲木工、機工與水電技師到臺東，除了從事實習工場教學，並在公東的學徒制教學規劃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根據黃清泰，在25名前後到公東服務的技師當中，徐益民和葛士賢對臺灣木工教學的貢獻卓著，尤其葛士賢引進學徒制教學，「對公東技職教育體制影響至大」。[44]葛士賢畢業於瑞士著名的伯恩技術學院木工師傅學校，曾通過木工師傅國家考試，1961年來到公東之後，便參與白冷會對臺灣與公東技職教育的檢討與反思，具體指出臺灣高工職校實施美國的單位行業制度，學科與術科時數比為60%比40%，重理論而輕應用，且「學科偏重於高深而不實際的理論」，以致教學上於工廠實習時數的安排太少。而且，通常一班學生人數過多，且實習工場設備不足，以至學生「實習時只能採取分組方式」，且「每組5至6人，分配一部機械」，如此僅能「一人操作」而「其他人觀摩」，因此雖每週實習課至少有15小時，但實際上每個學生學習操作時間因而受限。基於上述因素，葛士賢力主應實施小班制，否則不利於培養技術扎實的基層技術人力。因此，1962年4月12日，徐益民老師邀請教育部的康代光專員，陪同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派駐臺灣的職業訓練專家安川（Mr. Aantronry）博士、行政院經濟合作委員會褚應瑞先生，以及全國總工會總幹事萬林山先生等人，到公東參觀並舉行座談會，以檢討當時臺灣工業教育的得失。期間，康代光特別瞭解瑞士訓練技工的方法，並指出教育部對公東增加實習時間的要求「可以考慮接受」，也決定舉行技能檢定考試。[45]凡此種種，對公東與臺灣後來的工業教育影響深遠。
圖4：最早的一批白冷會外籍技師徐益民、李濟民與白啟民。（白冷會授權使用）
圖5：木工科外籍技師裴德鄰（Alfred Scherling）與學生上實習課。（白冷會授權使用）
由於上述之發展，公東王志遠校長於1962年5月向教育部提出學制調整計畫，並於1962年7月5日收到康代光來信，稱教育部已於7月1日批准公東自51學年度起，機工科可由三年改為四年的學制，實習時數相關教育科目之變更亦可行。[46]在公東創立之初辦理立案之際，正值美援時期，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規定職校必須依美國技職教育的單位行業制(Unit Trade)辦學。1962年7月之後，公東得以廢除單位行業制教學與實習，從第三屆新生改為小班學徒制，其中機工科也由三年改制為四年，只招收5名學生，而家具木工科則維持三年，也只招收7名學生。從此，公東始貫徹小班學徒制教學，其中學科與術科比重為1比3，學生於實習課之機械操作也改為一人一機。此外，新生入學考試除了國、英、數及理化等學科之外，還加上了技能測驗及口試。[47]
改為小班學徒制之後的第三年招生簡章一經披露，引起臺東地方人士與大眾之不滿，甚而有人感嘆：「鎮內中華路理髮廳一次招學徒就不只十人，這麼大一間教會學校才招這麼一點點學生！」[48]當時的臺東縣議會議長兼公東高工董事的許添枝，為了應考生家長要求，希望王校長考慮增加錄取名額，縣議會也作成決議，正式行文公東。[49]
假設當時的白冷會或公東在大眾與民意機構的壓力下改變初衷，或許就沒有現在享有「木工搖籃」與「技職國手搖籃」的公東。當時錫神父不願妥協，認為只要有機會能讓學生學習扎實的技術，即使白冷會須投入龐大經費也值得，因此公東也不改變初衷，開始持續推動小班師徒制教學。自1962年9月起，公東正式實施師徒制教學，每週規劃12節學科，包括國文、三民主義、機工與木工學、軍訓各2小時，其他製圖3小時，體育1小時。更要者，實習課調整為36節，學生白天大部分時間都在實習工場學習木工與機工等各項技藝，且課程內容均以實用為導向，以就業為目的。一般班學科課程如國文、英文、數學與相關專業理論課程，則安排於晚間上課。而且，其中國文與英文也與專業連結，如國文以應用文為主，英文則以實用的英語會話為主，數學則不教三角、幾何、代數與解析幾何而以應用為主。另外，基於財務管理與記帳的需求，公東還加入了「商業簿記」課程。再者，小班制教學制度下，老師能以一對一方式從事教學，有利於因材施教，教學成效較佳，而且由於新制的實施，每個同學都有一部機器和一個工作檯，可充分練習嚴格而踏實的技術。[50]根據前公東校長黃清泰之觀察，改制後，公東的畢業生成爲當時全臺私立高工之中唯一可免試保送臺北工專的學校，例如新制第一屆機工科畢業生李新興、第二屆蘇其昌、第三屆張光偉、第四屆徐明華等，皆獲免試保送臺北工專就讀。再者，公東學生所生產之諸如桌上型車床、小刨床與鉗工用虎鉗、立式車床等機工產品，以及課桌椅、教堂椅與各式家具等木工產品，因品質優良，也吸引了全臺各地之訂單。[51]因此，他認為當時公東朝向小班學徒制的變革，「奠定了公東高工技術教育訓練的基礎」，且「頗受教育界及工業界的重視」，為「臺灣技職教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52]
圖6：小班制教學下每個學生享有一個工作檯的實習條件。（白冷會授權使用）
公東的小班師徒制變革不但產生卓越的教學成效，也深受教育界與產業界人士之認肯。例如，當時臺灣省教育廳廳長許智偉（1931-2022）曾赴美考察高工職業教育，回國後在全省公私立高職校長會議中即公開讚許說：「公東高工是最經濟而有效的一所技術學校。」並呼籲各公私立高工校長前往公東高工取經；時為世界十大木業家具公司之一的高雄香港柚木公司，因為對公東以學徒制訓練木工人才深感讚佩，故而設立獎學金鼓勵，並聘請公東畢業生簡明卿擔任廠長；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派駐臺灣的職業訓練專家安川博士對實施學徒制的公東非常重視，因而經常到公東視察，而瑞士日內瓦聯合國勞工組織總部，亦有白冷會創立公東並實施學徒制的相關紀錄，可見其對公東辦學之肯定。[53]
改制五專？與校長人事問題引發的契機
在公東最初發展的十餘年之中，除了小班學徒制之變革之外，還有一次制度變革之議，差點影響公東未來的發展，那便是改制為五專。
在1960年代，因教育部全面開放專科學校之設立，五專如雨後春筍般設立，故而學生家長與臺東地方人士要求公東也能改制為專科學校，起初經王志遠校長之奔波，於1962年5月2日之董事會通過，並經教育部同意。
然而，因改制有違公東原本設校照顧原住民與培育工業基層技術人才之宗旨，改制五專之議以升學為目的，雖王志遠校長極力奔走，當時的教育部長黃季陸（1899-1985）、臺灣省教育廳長劉真（1913-2012）也都同意，但歷經多年仍延宕未決。1967年6月4日，白冷會臺灣區會還特地經會士秘密投票，成立一個由錫質平神父擔任組長而公東教務主任黃清泰擔任秘書的小組來討論改制五專之議，小組成員還包括李先達神父、迪樂道神父（Rev. Casimir Dillier, 1924-2008）、公東秘書樂夔，以及裴德鄰（Alfred Scherling）、海樂（Wolfgang Heller）等兩位外籍老師。雖然王志遠校長在公東畢業典禮與董事會等場合一再推動改制五專之議，但始終未獲白冷會神父之同意，最後改制之議僅能胎死腹中。[54]如今看來，未能改制為五專，是公東之幸或不幸呢？答案非常明顯。
可以確定，改制五專之議未能具體推行，對王志遠校長打擊不小，甚而深感灰心而請辭校長，而且引發一連串校長人事爭議，顯然也成為白冷會第三任臺灣區會長布培信神父的煩惱來源，因為我們可以在他任內的教區大事紀頻頻看到相關紀錄。例如，為解決王志遠校長的繼任人選，讓布培信神父感到「十分煩惱」，自1967年12月9日，至1968年3月6日，先後與王志遠本人，以及白冷會瑞士總會長、臺灣區會會長顧問團神父、錫質平神父、公東秘書樂夔、外籍技師易慕道（Reinhard Imohl）等相關人士討論，最終選出崔廷選老師擔任代理校長，並於1968年11月19日為政府批准，最後於12月2日就職，延宕近一年校長人事案才底定。[55]
然而，新任代理校長崔廷選上任以來風波、爭議不斷，上任近一年八個月，即面臨被解職的命運。由於崔廷選代理校長任內，任用具有黨工背景的教會意見領袖擔任教職，對公東的教學成果及校譽造成負面影響，[56]根據文獻，白冷會至遲於1970年1月開始尋找繼任校長人選，顯然也再度成為布培信會長憂慮之源，其程度更勝於前次。為解決崔代理校長的繼任人選，布培信神父先後與鄭天祥主教（1922-1990）、錫質平神父、吳振鐸神父、王永清校長（衛道中學）、游再浮神父（1906-1984）（永年中學）等人士商討公東繼任校長人選，其中且多次與鄭天祥主教與錫質平神父討論，期間第一任校長李先達神父時為推薦人選，至1970年7月3日終於經徵詢確定由李先達神父願意回鍋擔任公東第四任校長，同月23日就職，崔廷選則留任公東教師。[57]
李先達任第四任校長四年有餘，開始浮現人事任用與領導方面的問題與爭議，甚而成為董事會討論的議題，而他最終也於1976年春天提出辭呈，而於1975年12月9日留學德國返臺的公東教務主任黃清泰，於1976年6月9日由董事會確認為繼任的第五任校長，並於同年9月就職，從此公東邁入一個承先啟後的新時期。
四、待續
在黃清泰擔任公東校長的時期，其在公東草創階段奠定的小班學徒制傳統上，立基於交替式教學之貫徹與人事之整頓，進而朝向強調能力本位而從事生產的「以科養科」和「以科養校」，以及「實習工場師資本土化」的承先啟後時期，[58]可謂公東延續草創時期強調職人技術與精神的傳承時期，進一步造就公東學生開始參與國際競賽並連連獲獎的成績，而其教學體制變革之具體內涵與後續公東得以發展成為臺灣「木工搖籃」的脈絡，則將是另一個篇章的主題了。
註腳：
[1] 〈台東公東高工財務惡化列專案輔導 改善期限2年〉，《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304270274.aspx，擷取日期：2025年2月8日。
[2] 〈木工名校公東高工列專輔 私校工會：若退場是技職重大損失〉，《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304270298.aspx，擷取日期：2025年2月8日。
[3] 時公東高工的教職員有三分之一為該校培育之校友。參閱：〈公東高工面臨退場危機！技職教育如何長遠發展？〉，「公視新聞網」，https://news.pts.org.tw/article/698191，擷取日期：2025年2月8日
[4] 錫質平，《錫質平臺東總鐸區日記》，收錄於趙川明主編、歐思定譯，《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二)》（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8），頁488；編輯組，〈本校沿革〉，《公東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臺東：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985），頁20。
[5]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收錄於趙川明主編、歐思定譯，《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一)》（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8），頁49。
[6]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70。
[7]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1。
[8]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7。
[9]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76；錫質平，《錫質平臺東總鐸區日記》，收錄於趙川明主編、歐思定譯，《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二)》（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8），頁489。
[10]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93；錫質平，《錫質平臺東總鐸區日記》，頁488；三位技師之相關記述文字與照片，可參見：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臺北：圓神，2017），頁59-63。
[11]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60-61。部分公東外籍技師名單可參見：〈附錄(二)工廠實習外籍指導老師名單〉，《公東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89-90。
[12]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7。
[13]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79。
[14]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79、112。
[15]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91。
[16]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93、113、134。
[17]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12。
[18]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4-165。
[19]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08。
[20]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25。
[21]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1。
[22]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1。
[23]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1。
[24]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33。
[25]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34; 錫質平，《錫質平臺東總鐸區日記》，頁488。
[26]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2。
[27]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2、299。
[28]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86。
[29]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16。
[30] 錫質平，《錫質平臺東總鐸區日記》，頁488；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3。
[31]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80。
[32]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90。
[33]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1。
[34]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16、119。
[35]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27；錫質平，《錫質平臺東總鐸區日記》，頁488。公東此後持續社科增班，分別於1969年增設建築製圖科1班、1970年增設機械製圖科1班與1968年機工與木工科各再增1班、1979年建築製圖科再增設1班、1982年機械製圖科再增設1班，還於1982年設立與香港柚木公司合作的木工科建教合作班。相關紀錄可參閱：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4-25。
[36]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1。
[37]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88。
[38]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214。
[39]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211。
[40]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346。
[41]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8。
[42]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230。
[43]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403。
[44]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65。
[45]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3；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67-68、74-75。
[46] 參見：〈教育部 （五一）中字第九三四九號令〉，收錄於《公東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頁25。
[47]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7；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5。
[48]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5。
[49]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7；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5。
[50]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3；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6。公東在改制之後，持續檢討機工科與木工科教學成效，發現小班學徒制畢業生「雖然技術高人一等」，但在「專業理論方面卻略為遜色」，因而再作調整，將學科及實習的時數比例調為1比1，各佔20小時，以使學科理論與技術能並重。其次，1968年，公東再把機工科修業年限改回三年，但班級學生人數仍維持為20人的小班制，學科與實習比例仍是1比1。參閱：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4。
[51]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8。
[52]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4；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6。
[53]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77-78。
[54]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165、272、291；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4；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83、85。
[55]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281、282、284、300、301。
[56]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126。
[57] 錫質平，《臺東總鐸區大事紀(1953-1961)》，頁336、337、348、350、351、352、353、355、356、357。
[58] 編輯組，〈本校沿革〉，頁24-25；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頁123-126、135、177-188。
延伸閱讀書目：
公東高工，《公東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臺東：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985。
范毅舜，《海岸山脈的瑞士人》，臺北：積木文化，2008。
范毅舜，《公東的教堂》，臺北：本事文化，2013。
黃清泰，《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臺北：圓神，2017。
黃連生編，《白冷會在中國傳教史料》，臺東：臺東天主教教義中心，1995。
趙川明主編、歐思定譯，《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一)》，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8。
趙川明主編、歐思定譯，《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二)》，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8。
趙川明主編、歐思定譯，《白冷會臺灣區會文獻選譯(三)》，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9。
趙川明主編，《後山傳愛：白冷會臺東60年的影像故事》，臺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2013。
鄭仲烜，〈傳教會與區域發展—以臺東白冷會為例〉 ，《東台灣研究》，14（2010）：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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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宗億/打造木工搖籃：白冷會與公東高工的建立、奠基與傳承之一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打造木工搖籃白冷會與公東高工的建立奠基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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