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其瑞（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馬凌諾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1884-1942）是現代民族誌的開創者，他倡議以客觀的民族誌田野調查方法，儼然成為當代人類學與民族學的典範。「杜庫斯基」是「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台」的中文名稱，是一個可以將文本透過數位工具的轉換，提供人文研究者建置個人化資料庫的數位人文平台，也是協助人文學者跨入數位人文領域的開創性工具。隨著資訊技術的日益提升，降低了使用數位工具的門檻，研究者也得以運用這些工具來進行田野調查資料的整理，或是對過往民族誌、田野日記，乃至於對這些資料進行跨文本的空間分析與比較，在數位人文的視野下，這些願望都將有機會可以一次滿足。
走在往田野的路上
近年來由於學科的整合與跨領域的需求，似乎許多人文領域的研究者都被要求在研究的過程中去「跑田野」。「接地氣」的需求被倡議田野調查的學者講得活靈活現，讓人文學者常常不是「在田野裡」，就是在「往田野的路上」。許多研究計畫在執行前被要求必須進行「研究倫理審查」，這個令人文研究者大惑不解的措施一方面是為了防範研究者一不小心就在田野裡踩到「侵犯研究倫理」的禁忌，而另一方面似乎也反映出田野調查（或說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取徑已經成了人文研究的常態。
人類學或民族學都是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在臺灣創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凌純聲曾經這麼認為：
民族學就是文化學，他是研究文化的起源、發達、散佈及傳演的科學。照字義上講，民族學應該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然有許多文化高的民族，已有歷史、文學、美術等等去研究他們的文化，所以現代的民族學祇研究文化低的民族，或稱為原始民族的文化。[1]
留法回國的凌純聲所說的這段話，顯然是受到當時國外民族學界的影響，他們很自然的站在「文明的西方」的角度看待其他「落後的民族」，因此把民族學看做是研究「文化低的民族」的學科；而在學科壁壘分明的年代裡，又把這種研究「文化低的民族」的學科分成了以研究族群的歷史與社會現象、較偏向文化層面的「民族學」，以及重視一個族群的生理特徵與基因，強調對人種分類的「人類學」[2]，或是我們以往常聽到的「體質人類學」。然而，不管怎麼分，上述凌純聲所提及的「歧視性」言論，其實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下的觀點，而馬凌諾斯基正好就是處於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人物。有別於當時的研究風潮，馬凌諾斯基透過在田野地點的實際參與觀察，獲取最直接的民族誌資料，試圖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記錄族群的生活點滴，避免因為研究者的主觀想法而影響了對族群的研究論述，這個觀點影響了當代的民族學調查方式，也使馬凌諾斯基被譽為是「民族誌之父」。
民族誌作為一種文類，是對一個族群客觀的紀錄，也是提供後人理解這個民族的重要史料。然而，民族學家在進行民族誌資料的採集過程中，常常也都會同步撰寫他們的田野日記。有別於民族誌被要求的「客觀」，田野日記裡面常常透露了許多調查者的內心世界，甚至是對被調查者的偏見與嘲笑。在馬凌諾斯基過世之後，他撰寫於1914-15年，以及1917-18年在田野調查時的日記被他的遺孀出版，書名是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中譯本：《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3]。在這本日記中記載了許多馬凌諾斯基在田野調查裡的主觀想法，甚至反映出自己的高傲與對被調查者的歧視。這本日記的出版雖然在學界掀起了正反兩面的討論，但卻也無損馬凌諾斯基在民族學史與民族誌研究上的地位，特別是在帶有偏見下的調查者仍能客觀地撰寫出像《南海舡人》（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這樣的民族誌，對於後世的民族學界而言仍是令人感到敬佩與激賞的。
數位時代的「數位人文平台」
隨著時間的推移與資訊技術的演進，民族誌或田野日記遇上了數位人文的工具後，可以發展什麼有趣的研究視角呢？在後文裡，我們將運用由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所建置的「杜庫斯基」（DocuSky）作為例子，嘗試如何運用這個數位人文平台進行民族誌或田野日記的文本分析，以及如何運用平台在實際執行田野調查工作時作為輔助的工具。杜庫斯基全名為「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台」[4]，係由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項潔特聘教授主持、杜協昌博士所建置的一個數位人文平台。使用者可運用這個平台將研究資料上傳建置成為個人化的資料庫，也可以運用平台內的數位人文工具進行文本分析、詞彙統計，甚至是人際關係網絡或地理空間的呈現。
文本分析與詞彙統計
我們先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黎光明的《川西民俗調查記錄》當作文本詞彙探勘的例子[5]。黎光明是史語所早期的研究人員，他與同伴王元輝於1929年前往川西一帶進行民族考察。這次的考察正處於史語所由籌備處改組為正式研究所的草創階段，根據當時的記載，全籌備處每月的預算僅有銀幣五千元，在這樣的預算數下，籌備處主任、後來的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仍核定給黎光明一千五百元的調查費用，可以看出傅斯年對於此項調查的重視。然而，此次的調查經過並不順利，除了因為經費撥付的遲滯導致整體行程的延誤外，黎光明遲遲沒有繳交任何報告，讓院方對此頗有微詞，甚至連傅斯年還在給黎光明的信中，批評他「只索錢、不報告、不管預算」[6]。不過，調查終究是在1930年結束了，黎光明最後也繳交了三冊的《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也就是後來該所出版的《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7]。為該書撰寫導論的王明珂院士指出，黎光明的這份報告，其實並不合標準「民族誌」的規範，當中帶有許多作者的主觀認定、偏見，甚至是對被調查者的嘲笑。然而，這些不符典範的許多「荒謬、矛盾、可笑」異例，對今日的我們而言，反倒成了跳脫典範的研究素材，成為我們「反思當代中國民族學之觀察與書寫的過程及其意義」。
我們嘗試把《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的文本透過杜庫斯基「文獻集字頻統計工具」的「n-gram」功能進行文字探勘[8]，剔除了無意義的詞彙後，以兩至三個字（2 or 3 gram）作為探勘基礎，得出了如下圖的文字雲：
圖1 運用n-gram功能提取出《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中大量出現的二個字與三個字的詞彙
在這個文字雲圖中我們看到了黎光明等人進行川西民俗調查的許多重要詞彙與對象，包括他們調查的對象（西番）、當地漢人、羌人或西番稱野蠻未開化之落後族群的「猼猓子」、以及他們訪問的寺院（林波寺、對河寺、瑟波寺）和寺院內的「喇嘛」、還有在西南家屋中生火煮食不可或缺的「鐵三角」等等重要的詞彙元素。
上述文字雲的結果對於研究西南或川西的研究者而言，這些詞彙被提取出來應該是「剛好而已」的結果，畢竟調查者不紀錄這些還要調查些什麼呢？但是當我們將上述這些「應該」被提取出來的詞彙進行進一步的剔除之後，會出現兩三個有趣的詞彙，如：「話匣子」、「糖精」或「電筒」等。
圖2 剔除了在川西「應該」會出現的高頻詞彙後，依序呈現出來的詞彙文字雲
「話匣子」不是我們今日所說的聊天的意思，在那個年代，「話匣子」就是留聲機的舊稱，也就是那個年代的聲音播放器，而「打開話匣子」在黎光明的報告裡就是播放唱片的意思。而「糖精」、「（手）電筒」則是他們帶去「現」給少數民族的物品，也就是王明珂老師所說的，向川西少數民族展示文明化的象徵。而黎光明刻意把這些「事蹟」記錄在他們的報告裡，其實是有違民族誌規範的行為；但是卻也在他的「刻意」中把當時調查者有意在少數民族面前展示文明象徵物品的行為記錄下來。透過詞彙探勘，我們便把黎光明的「刻意」給挖掘出來了。
第二個例子是1942年底，史語所副研究員芮逸夫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學生胡慶鈞前往四川最南端的敘永縣進行苗族調查，最後也由芮逸夫完成了《川南鴉雀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1962年史語所出版），成為這次調查的正式報告。有趣的是，芮逸夫在此行中詳實地寫了日記；而胡慶鈞雖然只參加了一部分的調查，卻也將他的見聞陸續發表了〈川南苗鄉紀行〉、〈敘永苗族的生活程度〉、〈川南敘永苗族人口調查〉、〈不容忽視的邊區土地問題〉與〈敘永西南相鄰地區苗佃的沉重負擔〉等文[9]，芮逸夫的日記後來也由史語所以《川南苗族調查日誌1942-43》為名出版[10]。
我們再度使用前述「文獻集字頻統計工具」的「n-gram」功能，將芮逸夫與胡慶鈞兩人對於這次田野的文本進行統計，並將兩文本中差異較大的詞彙比對後以下圖文字雲顯示：
圖3 比較胡慶鈞與芮逸夫的川南記錄
上圖中，紅色的字是芮逸夫在日記中常常提到的詞彙，藍色的則是胡慶鈞較為關注的。從幾個不同的政府地方官員與軍政長官（團長、保長、科長、校長）詞彙可以看出，這是芮逸夫在日記中常常提到的拜訪對象；除了與政界交流外，芮逸夫也在調查的過程中勤學「苗語」，觀察苗族文化中的「蘆笙」與「花竿」等；而胡慶鈞則對於苗疆充斥的經濟不平等充滿了關懷，因此在他的紀錄裡多次提及「經濟」、「土地」、「生活」等詞彙（「人口」則是因為文本中有一篇〈川南敘永苗族人口調查〉，故而多次提及這個詞彙）。透過兩個文本的n-gram來計算詞頻，可進一步觀察兩位同時走進田野裡的調查者他們的觀察，也可帶給我們更多可研究的議題。
在空間中呈現田野日記
有別於民族誌的撰寫，田野日記加上了較為明確的時間與空間資訊，有利於我們將日記中的文本對應在地理資訊系統（GIS）當中。由林農堯博士所建置的DocuGIS 2，是杜庫斯基中的地理資訊系統，強調文本的互動性與空間的對應。[10]林農堯曾利用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埔里的踏查日記進行空間對位，將文本、座標、日記原文影像與路線整合在DocuGIS 2當中，加上套疊合適的歷史地理圖層，讓使用者在閱讀田野日記的時候可以更具空間感與時間感（如下圖4）。
圖4 林農堯製作，在DocuGIS 2上呈現伊能嘉矩埔里踏查日記
DocuGIS 2的設計理念是希望將文本與空間、時間資訊整合在簡單的表格裡（如圖5），然後再將這個表格匯入DocuGIS 2內，即可在地圖上呈現日記中每一日所在的位置（如圖6）。
圖5 將《川南苗族調查日誌1942-43》的資料加上地點與座標資訊整理在表格裡
圖6 將田野調查的地點標示在地圖上
除此之外，使用者可以在系統中進行檢索，如下圖7即是搜尋「校長」，而圖中呈現藍色標記的點位，就是有提及「校長」一詞的日記點位，並可將檢索詞彙在文本中醒目顯示，便於使用者瀏覽，進一步瞭解芮逸夫在這些地方拜訪了哪些校長？
圖7 以「校長」進行檢索並在地圖上呈現日記中有提及該詞彙的地點
同時，由於芮逸夫此行所拍攝的照片，已經於史語所數位典藏計畫進行期間，由「民族學調查標本、照片與檔案」計畫完成數位化並將照片檔案透過資料庫公開。因此，公開的圖檔連結也可以放在表格當中匯入，並可另外匯入合適的時空歷史圖層作為底圖，讓田野日記的呈現可以更具時空感。
圖8 將史語所公開的資料庫照片一併載入DocuGIS 2，並匯入合適的WMTS圖層（圖層提供：「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WMTS服務」）
運用DocuGIS 2記錄田野照片與田野筆記
最後，杜庫斯基的服務不僅僅只能整理前輩的田野資訊，也可以提供當代的田野調查者直接進行田野照片與筆記的整理。跑過田野的人都知道，每天田野工作結束之後，整理田野筆記與照片才是令人害怕的回憶。有時只是稍一偷懶隔個幾天才整理，照片中的人地資訊就早已忘記了。特別是數位相機的時代來臨之後，難以數計的數位相片整理起來更是調查者的惡夢。因此，DocuGIS 2嘗試減輕調查者的焦慮，設計了一套搭配DocuGIS 2的「照片坐標對應工具」來便利使用者上傳具有座標資訊的照片以進行空間化的照片整理。
圖9 照片座標對應工具
大部分調查者已經習慣直接運用手機的相機拍攝田野照片，而這些的照片在手機定位功能開啟之後也可以直接將座標資訊寫入拍攝的照片當中；也有部分的高階數位相機具備座標資訊的接收與寫入功能，因此許多田野照片在拍攝的當下就已經將座標資訊記錄在照片裡。這樣的功能讓「照片座標對應工具」的運作更加簡便，使用者只要將照片載入系統，座標與時間資訊都能一併匯入。為了便利照片的儲存與呈現，「照片座標對應工具」也結合了串連線上相簿 Imgbb API Key 的服務，讓使用者可以將田野照片上傳到此平台並生成相應的連結，使用者在工具中著錄地名與調查者要註記的資訊之後，就可以快速為自己的調查工作進行照片、空間、田野筆記的整理與儲存，並在DocuGIS 2上呈現，許多一閃即逝的田野亮點，都可以藉由數位工具的輔助來紀錄。
進一步，調查者在DocuGIS 2上完成了田野調查的紀錄後，可能會希望與他人分享這次的田野經歷或者製作成為教材，此時，DocuGIS 2也提供了生成網址與轉製StoryMap的服務。由於製作的每一個專案都以json的格式記錄下來，因此可以藉由已經完成的json格式進行分享，也可以轉製成為表格格式（tsv或xlsx）讓調查者自行與他人分享、編修與調整。更進一步的功能是，調查者可以將專案生成一個網址，之後便可以透過獨立的網址來進行資料的分享。接收到網址的使用者可以直接點選進入到DocuGIS 2 瀏覽田野成果。
圖10 透過網址分享調查成果
除了單純以網址分享外，DocuGIS 2也為調查者規劃了生成StoryMap的分享模式。StoryMap是一種能夠同時呈現地圖與文字照片的工具，由於操作簡便，近年來許多教師也喜歡使用StoryMap來製作課程教材。
當使用者在系統中點選「產生StoryMap網址」之後會生成一個網址，藉由這個網址，就可以直接在StoryMap中瀏覽我們在DocuGIS 2中所建置的圖層（參考範例）。
圖11 在系統中點選「產生StoryMap網址」即可透過該網址進入到StoryMap
當馬凌諾斯基遇上杜庫斯基
在本文中，我們嘗試將民族學田野調查所產生的調查報告、民族誌、田野日記視為一種研究文本，藉由數位人文工具對文本進行拆解、重組，或是時空資訊的賦予。在過往的民族誌中，很典型的會在頁首放入一張地圖，並在內頁文字中插入調查者所拍攝的照片。但是，受到紙本載體的約束，讀者很容易就陷入了地圖是地圖、照片是照片、文字是文字的斷裂當中。另外，我們在傳統的線性閱讀下，也多半會自然而然關注於調查者所記載的「客觀」事務，反倒忽略了可能隱身在字裡行間裡的「主觀」思想。因此，無論是透過詞彙的提取、時空地圖的整合，或是將杜庫斯基運用於個人田野的調查記錄整理，藉由數位人文工具來撰寫屬於自己的民族誌，或將成為未來更多「馬凌諾斯基們」便利使用的一套「田野神器」，讓更多的「馬凌諾斯基們」遇上屬於自己的「杜庫斯基們」後，或許，「田野」就不會那麼「寂寞」了。
註腳：
[1] 凌純聲。〈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民族學研究集刊》。1936(1)：45
[2] 蔚藍 Azure。〈全台僅政大有的「民族學系」在學什麼？必修課程、畢業出路有哪些？〉。《換日線》。2023/07/20。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7895（檢索日期：2024/08/01）
[3] Bronisław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中譯本：《寂寞田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台北：大塊文化，2019）。
[4] 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Docusky 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台”。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2017 https://docusky.org.tw/。
[5] 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導讀。《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二刷）。
[6] 胡其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藏品的來歷與蒐藏意義試析〉。《古今論衡》，35期（2020）：97-98。
[7] 依據王明珂的考證，黎光明所繳交的報告應該有四冊，其中第三冊應該是「語言稿」。黎光明曾於第四冊冊名「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之四」後註記「如語言稿不合印，則改做『三』」。而最後「語言稿」不知去向，僅存三冊。見：黎光明、王元輝著，王明珂編校、導讀。《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vii。
[8] 「n-gram」是一種詞彙探勘技術，以不同的字數（n=1, n=2, n=3….）來統計在文本中出現的所有詞彙，並將重複出現的詞彙進行累計，排列出大量重複出現的詞彙以進行分析。
[9] 這幾篇文章後來統一收錄於：胡慶鈞。《漢村與苗鄉-從20世紀前期滇東漢村與川南苗鄉看傳統中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10] 芮逸夫著，王明珂編校、導讀。《川南苗族調查日誌1942-4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0）。
[11] Nung-Yao Lin. DocuGIS. 2018- https://docusky.org.tw/DocuSky/docuTools/DocuGIS2 （檢索日期：202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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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其瑞/從馬凌諾斯基到杜庫斯基——數位人文視野下的民族學調查、研究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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