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錫行」與曾國小史

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曾國之謎

曾國在傳世文獻中並無記載，在考古材料大量出現以前，學者知道曾國是得自青銅器的銘文，最具有故事性的有幾件：一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的〈曾伯桼簠蓋〉（04632），它的銘文：「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桼慎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夷，印燮繁湯，金道錫行，具既卑俾方，余擇其吉金黃鋁，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賜之福，曾伯桼遐不黃耇，萬年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享。」作器者的名字「上雨下桼」，為方便行文均寫為「桼」。另外一套是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曾姬無卹壺〉（09710）銘文：「唯王廿又六年，聖烜之夫人曾姬無卹，吾安茲漾陵，蒿告間之無，用作宗彝尊壺，後嗣用之，職在王室。」她是楚聲王夫人，此一銘文顯示曾國為姬姓。本文只講〈曾伯桼簠〉，它的故事性主要在「克狄淮夷，印燮繁湯，金道錫行」這一段文字；因為商周時期，鑄造青銅器的材料銅主要是來自東亞大陸的南方如湖北大冶、陽新到江西瑞昌的銅礦帶，錫則可能來自湖南與江西德安的多金屬錫礦。有些銅、錫料甚至來自雲南，兼運鹽，經由四川，利用長江水運千里直下，這條商道造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的文明，以後有機會再說。商代曾經試圖派人到江西瑞昌銅嶺開採銅礦，後來發現可以讓當地原住民開採，商王朝只要在長江北岸設立收購口岸即可，省事、效率又高。這種口岸之一，是湖北黃陂郭元嘴遺址，它可能從商代早期，一直到整個周代，都持續地運作。開採銅礦的原住民在考古學上稱為大路舖文化（ca. 1,500-500 BCE），就在礦區附近冶煉，製造成銅錠、錫錠，水運送到郭元嘴，商周王朝的官員收購以後，秤重並檢視成色，不足的重新冶煉。然後透過水運以及陸運協作，將銅、錫錠送到首都。從郭元嘴收到銅錫以後，運送到首都的路線就稱為「金道錫行」，當時稱銅為「金」，所以「金道錫行」就是「銅錫之路」，繁湯其實是幾條道路的交會點。這些採礦貿易的原住民，可能有不同的人群，但都被周王朝標籤為「淮夷」。

郭元嘴遺址位在長江的一條支流灄水入長江口附近，是一個很大的遺址，面積超過126萬平方米，涵蓋現在灄水兩岸，不過從民國時期的陸軍地圖看，灄水在魯台山－郭元嘴遺址附近轉了一個很大的彎，現在河道近年可能被截彎取直，所以遺址分佈於兩側，原來在灄水東側（圖一）。郭元嘴遺址因位在灄水入長江口附近，距離府河入長江口近，所以不管利用灄水往信陽，或利用府河－溳水－漂水往信陽，或利用府河－溳水－滾河－唐白河—白河往南陽，再到成周，甚至利用府河－溳水－滾河－唐白河－漢江－丹江水路往藍田，直達西周王朝首都宗周，都可以利用既存的郭元嘴－魯台山收購站，它應該是此種收購站維持時間最長的。魯台山遺址曾經出土過西周早期的墓群，埋葬的都是不同等級的商遺貴族，其中M30為帶有一條墓道的大墓，此墓出土兩組銘文值得關注，一組以〈長子狗鼎〉（02369）為代表，作器者「長子」不是地名，而是年紀最大的兒子，受祭者也就是墓主名「父乙」。另一組〈公大史鼎〉（02370）為代表，可能是姬姓的公大史為女兒姬作器。墓主是西周早期此地的封君，他是商遺貴族，娶周王朝姬姓公大史的女兒。大史也是周昭王南征時的人物，從這樣的連結可以看到周王朝經營南方的用心。筆者認為這些商遺貴族的祖先，可能從商代早期起就在地負責收購工作，由於銅、錫料有高度需求，收購的情事又有一定的專業性，所以王朝雖然替換，他們還是能夠保有原來的工作，也受到周王朝的重視，甚至成為羈縻的對象。

圖一 黃陂郭元嘴－魯台山遺址附近，灄水在郭元嘴分成東西兩道，東道直通長江，西道則通府河。

看來南方曾國的工作與「金道錫行」有關，那麼它位在何處？曾國的國君又是何人？也許因為它地處南方，溝通困難，所以北方諸國的互動中不會出現曾國。不過近年在湖北隨州、棗陽、京山等地的考古，出土從西周最早期到戰國時期曾國的墓葬與聚落，此一周代的漢東大國因為考古資料而逐漸浮現。春秋晚期的文獻中有隨國，但是金文多見曾國，所以有究竟曾是否為隨的所謂「曾國之謎」。近來學者間的共識認為它應該就是文獻中的隨國。

筆者認為曾之得名，來自晚商曾侯，晚商的曾在漂水流域接近與溳水的交匯處，西周早期南宮家族在克商以後不久就被派遣南下打下曾之後就沿用此一名稱；而隨之得名，則與曾國在西周晚期之際遷都于隨有關，其實隨就在曾西邊不遠，在㵐水流域與溳水交匯處。漂水在東，㵐水在西，兩者略呈平行，間距約7~8公里。隨就在近㵐水的一側。從金文觀察，作為國名與國君的職稱，曾的名稱比較常用，內部使用的時候，偶爾會用隨。不過，因為曾國銅器不斷出土，此一歸納應當隨之修正。

考古所見曾國小史

我們知道這些信息是因為湖北隨州葉家山發掘了一片西周早期的墓地，葉家山墓地包含四座西周最早期的曾侯墓（M1, M111, M28, M65），時代最早的M1雖被盜掘但是器物追繳回不少，是一座典型分器墓，墓中所有的青銅器都屬於原本駐紮此地的商代曾侯與其他商貴族，被南宮适劫奪最終進入他的墓中，展現筆者所謂「分器」風格——族徽、日干多種，親屬稱謂不統一（圖二）。從墓中出土銅器銘文搭配近年在隨州義地崗墓群、擂鼓墩墓群等地銅器銘文綜合分析，我們推測牧野之戰方結束，周王朝就派遣南宮适（南公、伯括）往南到今天的湖北隨州一帶，擊敗商王朝所分封的曾侯，商末最後一任曾侯的銅器被奪取而埋入西周的第一任曾侯——南宮伯括的墓（M1）。其餘三座則是「局部分器墓」，仍舊有一些從商貴族處搶來的器物，但是有一半以上的銅器已經逐漸轉向周的風格。這裡面明確地有三代曾侯：曾侯犺與曾侯諫分別葬於M111與M28，另外M65從空間佈局上看，可能也是曾侯墓。第二任曾侯犺的墓中（M111）隨葬品最豐富，墓中同時出土晚商〈曾侯方鼎〉（NB0640）銘文：「曾侯作父乙寶尊彜。」以及〈曾侯犺簋〉（NB0643）銘文：「曾侯犺作寶尊彜。」與〈犺簋〉（NB1752）銘文：「犺作烈考南公寶尊彜。」從三件器我們得知：犺為二代曾侯，他的父親（烈考）是「南公」，就是南宮伯括。他的墓中有「分器」，其中之一是的被劫掠者也稱為曾侯，不過是晚商末代曾侯。末代曾侯的父輩父乙也出現在M1的一件大圓鼎上，作器者私名。推測M1中被劫的就是晚商的末代曾侯。由於曾地在銅、錫料的運輸上十分重要，南宮括的家族接手，成為周王朝第一任曾侯，並且以此為基地，往南也控制銅、錫料輸送的工作。到了第三代的曾侯諫，他的墓是M28，墓中隨葬兩件銅錠（圖三），可見曾侯家族成為「金道錫行」的掌控者，第三代曾侯就已經駕輕就熟。

圖二 葉家山墓地M1為「典型分器墓」，多族徽，不同日干。

圖三 M28出土兩種形式的銅錠。曾侯諫對於掌控銅錫貿易應當十分滿意。

商代曾國都城也成為周初的曾侯都城，應當就是葉家山墓地附近的廟台子與西花園遺址，目前所知是由兩個壕溝圍成8字形的聚落，葉家山墓地在其西北方向。不過，筆者以為廟台子遺址的面積太小，鄰近地區應該再仔細進行系統區域調查，以找尋遺址切確的範圍，而且可能會有重要的鑄銅作坊。商王朝的曾侯是商代晚期輸送銅、錫的運輸路線上關鍵節點的總督，在南方收集的銅、錫錠集中到曾國，再延漂水上溯，再陸運越過桐柏山，接著沿溮河水運往下，至溮河與淮河交會處，再轉陸運到大邑商（安陽）。附近的淅河鎮曾經發現過中商時期的爵、觚與斝，推測此一轉運可能始於中商時期。商王朝的曾國，可能也部署了一定的兵力，成為南國的中心之一，可以支援更南方的金道錫行上其他節點。更南方的節點就是前述黃陂郭元嘴等銅錫料的收購中心。郭元嘴收購銅錫料後，經由府河－溳水—漂水抵達曾國，完全依賴水運，可以節省很多運輸成本。總之，從整體訊息判斷，西周周王朝在克商戰役以後，立即派遣南宮括到南方，其主要目的是要截斷商的「金道錫行」，缺乏銅錫料不僅無法鑄造兵器，也會因為無法製造新的「威信財」而使商王朝的統治系統難以運作。

曾國作為金道錫行的關鍵點，並未因爲西周王朝的建立而改變，反而更加強。因為曾的位置就在漂水與溳水的交匯處，從曾沿溳水往西到船運盡頭，經過一小段路運，就可以改船運，利用滾河－唐白河進入漢水系統，這就是有名的「棗隨走廊」。再沿「丹江走廊」至水運至盡頭，陸運翻閱山嶺可至陝西藍田一帶，再運往關中各地（圖四：曾與西周南國的西半部）。或沿唐白河轉白河至南陽——當時的謝國，然後轉陸運到洛陽。所以，曾正是從南方運來銅錫料以後，分別運往關中、洛陽（兩路）的分岔點，其重要性未減反增。台大許雅惠教授一直認為曾國可能因為長期掌握銅、錫料運輸，而且有自己的鑄銅作坊，逐漸發展出超高的鑄銅技術。春秋晚期的曾侯乙墓的鑄銅技術令人歎為觀止，可以為證。不過目前尚未發現曾國的鑄銅作坊，曾國晚期的都城從曾侯墓葬的空間分佈考察，很可能就壓在現代的隨州市下面，發掘有一定困難。

圖四 曾國與金道錫行的地理分析。

曾國在西周早期國土範圍不大，因為在其西偏北不到二十公里的安居羊子山就發現過噩國墓地，噩國都城也在近旁。它就在現代安居鎮北邊，南半部埋在現代聚落之下，東西800公尺，南北1,000公尺，西側與南側分別是溠水與溳水，東側與北側則有寬闊的城壕。安居羊子山噩國墓葬位在安居遺址東南，溳水對岸的崗地上，目前發掘的墓葬有四座，出土相當多與噩侯和其親屬有關的青銅器，M4被擾動較少，出土很多青銅禮器，也是一座局部分器墓，表示噩侯可能跟隨南宮伯括同時來到南方一起打天下，擄獲商人器物，也進入早期噩侯家族的墓葬中。曾、噩國鄰近，可見原本領土都不大。曾、噩與鄧國連線成為防守逐漸興起的楚國的防線。鄧國嫚姓，也是周王朝極力拉攏的他姓諸侯，其地望在襄陽市西北十餘里的古鄧城，城略呈方形，東西700公尺，南北800公尺，在西周時期鄧是實力較強的諸侯，與關中的丼氏和在平頂山的應國都有婚姻關係。鄧國、噩國與曾國的部隊的實力應該是比較強大的，在昭王南征之際，曾（南宮）扮演重要角色（下詳）。姞姓噩國也一直是周王室拉攏的對象，噩侯女兒曾經嫁為周王配偶，稱王姞（〈噩侯簋〉（03928））。到了西周晚期，周王南征淮夷以後在「坏」—就是河南成皋關附近駐蹕，噩侯馭方還受邀參與祭祀；向周王納壺，舉行射禮，與王合射，並接受周王賞賜（〈噩侯馭方鼎〉（02810））。但不久噩侯馭方就引南淮夷、東夷入侵周王朝的東國與南國，造成周王朝舉國震動（〈禹鼎〉（02833））。周（厲）王為了弭平噩侯馭方之亂，罕見地動用殷八師與西六師兩支部隊，不過，此時這兩支軍隊已經戰力不強，只能充人數，撐場面。所以必須加上能戰的武公也派遣勇將禹，帶著步兵千人、騎兵兩百，與戰車百乘的族軍參戰。周王還罕見地下令「勿遺壽幼」，就是針對噩國不論老小，一個不留。禹帶著步兵騎兵迅速長驅直入，俘虜噩侯馭方，姞姓噩國就此滅國。後來在南陽夏饗舖遺址發現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國墓地與都城遺址，顯示噩侯被遷移到今天南陽市東北十公里處，城址在白河西岸，墓地在白河東岸。不過，從銘文判斷，此一噩國有可能是姬姓（〈噩侯壺〉（NB2171）），已非原本姞姓噩國。噩侯原本位於面對楚國的第一線，他們或許常聯合淮夷與楚國抗衡，因此而與夷人關係密切，結果聯合夷人大舉反抗周王朝而導致滅亡，噩國人民被遷移到南陽，貴族由姬姓取代。安居一帶被曾侯佔領，曾侯領域得以往西往北大幅擴張，變成漢東第一大國，故在《左傳・桓公六年（706 BCE）》楚國鬪伯比對楚武王（r. 740-690 BCE）說到「漢東之國，隨為大。」的說法，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之間的曾（隨）實力很強。

其實曾國考古並不是從隨州葉家山開始的，而是從溳水的另一條支流㵐水的西岸，距離㵐水入溳水交匯處不遠，有一系列的低矮的岩石山，山上有多群土墩，可能都是曾國晚期（戰國時代）國君的墓葬。其中有一座擂鼓墩M1就是著名的曾侯乙墓。曾侯乙墓目前學界認同的年代是戰國早期，曾侯乙在位的年代大約是465-433 BCE。其下限是確定的，因楚惠王（r. 489-432BCE）奉賻（葬禮時的助葬）的〈楚王酓（熊）章鎛〉（00085）銘文有「唯王五十又六祀」，這是很高數的在位年，答案是唯一的——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所以曾侯乙墓下限為433 BCE。

曾侯乙墓中出土大量精美的青銅器，有些具有複雜的裝飾與精美的雕工，有些則具有「錯金銀」，就是將金、銀、銅等填入鑄造完成的青銅器的紋飾縫隙間。最著名的是總數多達65件的編鐘、編鎛，32件的編磬，連同木製上漆，或青銅製的裝飾華麗鐘、磬架都一併保存完整。加上絲竹等各種樂器共125件都保存完好。這組編鐘音域非常廣，可以演奏複雜的音樂。墓中許多文物包括漆木器都保存得相當好，因為這座墓的槨外填以木炭與青膏泥，所以是完全密封的狀態，槨除了放置棺的中室以外，邊緣還有三個邊廂，都是由同樣的柏木構成。戰國時代的盜掘並沒有進入槨區。所以外棺與內棺的漆畫都保存完好。出土銅禮器與用具共134件。即使不計器物之精緻完美，銅器的總重量2,344公斤就已經是青銅時代冠軍。還有很多精緻的漆器、兵器、甲冑、車馬器等。青銅器中可以一套〈曾侯乙尊盤〉為例，尊的口沿有繁複的鏤空附飾，四分，每邊都有一吐舌虎型形手把，圈足則有吐舌龍首。盤口沿同樣有整圈附飾，四分，每分各有一方形鏤空附飾，下有一複雜支撐。每分的中間各有一獸形一首雙尾的裝飾，共四個。總而言之，曾侯乙墓的銅器，盡「奇技淫巧」之能事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圖五）。曾侯乙墓不遠處後來又發掘一座大墓：擂鼓墩M2，同樣有很多青銅器隨葬，其年代比曾侯乙墓稍晚，但整體排場遜色不少，顯示曾國的國力在迅速衰退中，器物的品質與曾侯乙墓器物已經無法相比。

圖五 曾侯乙墓的尊盤，鑄造技術可謂盡奇技淫巧之能事？

筆者認為曾的早期都城在廟台子遺址附近，可能一直維持到西周晚期。不過，目前僅有西周的成、康、昭王時期的墓葬。筆者認為附近地區可以進行系統區域調查，應該還會有重要發現。這一帶稱為曾。西周晚期在噩侯被滅以後，曾國往西遷移，都城稱為隨，可能就在目前的隨州市區。此一推測的主因是除去㵐水以西的擂鼓墩墓地之外在最近十幾年又在隨州市區以東發現一系列的墓葬，整體稱為義地崗墓葬群，目前區分為棗樹林墓區與文峰塔墓區中間有一個水庫，原本是連在一起的。在擂鼓墩與義地崗兩墓區之間，很可能就是西周晚期以後，隨都邑的所在。在義地崗的墓葬中，偶爾會有墓主將曾稱為隨。文峰塔M1出土的〈曾侯與鐘〉（NB0488）銘文十分重要，將曾國的祖先南公伯括來到曾的歷史進行了概要的描述，以及周東遷以後，周王室地位降低，曾侯與改服事於楚。然後發生了吳國伐楚的事件（506 BCE），楚國出現了亡國危機，幸虧曾侯與挺身而出，守住堅固的隨城，堅持不交出楚昭王（r. 516-489 BCE），吳國軍隊無可奈何。後來因為吳國內部問題而退兵，終於得以復定楚王。所以曾侯與就是收留楚昭王，不肯把他交給吳國的曾侯，吳退兵以後，楚昭王得以逐漸收拾舊山河的關鍵人物。此一事件的時間為506 BCE，所以，推算起來「曾侯與」是「曾侯乙」的父輩或祖輩。根據負責此一墓區發掘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掘者的分析，義地崗墓區是一個整體，總共包括了七位曾侯，在年代屬於春秋時代，有可能晚到戰國早期。而擂鼓墩墓葬群，最早可能就是曾侯乙墓，主要是戰國時期的曾侯家族墓地。

所以屬於曾侯家族的墓葬有三群，按照時間先後，首先是葉家山西周早期墓群，在漂水東岸。其次是主要是春秋時代的義地崗墓群，在㵐水水東岸。再次則是擂鼓墩墓群，基本上是戰國時代墓葬，在㵐水水西岸。目前曾侯家族的考古，如同曾侯表上有一空窗期，大約是在西周中期到晚期之間。筆者排除棗陽郭家廟墓群，以及京山蘇家壟墓群，因為這兩個墓群不是曾侯，而是曾侯家族的分支。筆者認為曾國之所以名「曾」是因為商代晚期的曾侯所居地稱曾，而一直到西周中晚期，甚至春秋時代早期都稱曾，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漂水東岸的曾地居住的時間很長，可能有三百年之譜，所以甚至在遷到㵐水水東岸的隨，也還習慣稱曾，有一段時間則變成曾、隨並用，不過，還是曾多隨少。所以據此推測西周中晚期的曾，應該還是在漂水以東的曾地。本來依據楚國面對其他小國的方式，楚國將曾國併吞變成縣似乎是遲早的問題，但是因為吳楚戰爭中，楚昭王落難時曾侯與相助，楚昭王得以保全，楚國逐漸恢復秩序。緣此之故，曾國與楚國的關係非比尋常。

除了隨縣附近以外，近年發現重要的曾國遺址為郭家廟墓群，與周臺遺址，年代為西周晚期到春秋時期，遺址東西長3公里，南北長2公里，有大型的夯土台基。郭家廟墓群的曾經採集過〈曾侯絴白戈〉（金文資料庫未收）以及〈曾伯陭鉞〉（NA1203）等，有學者認為是曾侯家族的另一個墓地。此一遺址群在滾河上游，從溳水上游到滾河上游之間有一段低平的分水嶺需要陸路轉換，為了安全保障，附近需要駐紮軍隊，保障工作原本是由噩侯擔綱。西周晚期噩侯馭方被滅以後附近呈現真空，運往宗周的銅錫錠很容易被越過漢水的楚國搶劫。筆者認為此地並非曾國的都城，而是曾侯家族一個分支被派遣到此以維護往宗周金道錫行的安全。此時楚國熊渠將熊紅封到鄂，就在瀴水南岸的襄陽楚王城遺址，虎視眈眈。

另外一個重要的曾國遺址為京山蘇家壟墓地，在漳水東岸。此一墓地周圍曾經進行過系統區域調查，發現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大型居住與礦冶遺址。筆者以為蘇家壟也非曾侯都城，而同樣是曾侯的分支的聚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座墓葬M88出土〈曾伯桼壺〉（NB2333 ）、〈曾伯桼匜〉（NB2334 ），此墓的墓主應該是曾伯桼的配偶「陔夫人羋克」，曾伯桼的墓則是M79，同樣也出土帶有曾伯桼名號的銅鬲、簋、壺。曾伯桼雖是曾侯小宗，但是蘇家壟聚落實際上有從事銅、錫料的販運，所以在〈曾伯桼簠〉中展現出組織並且管理金道錫行的氣魄。曾國的「企圖心」還可以從河南新野城關鎮小西關出土的一座墓看出，新野小西關就在白河中游，應當是曾國為了保障金道錫行而將家族的一支鎮守在新野。曾侯家族似乎有壟斷銅錫料交易與運輸的野心，這項事業，使得他們在周、楚競爭中不被楚國輕易併吞。雖然成為楚國的附庸，卻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或許他們掌握冶煉與鑄銅的關鍵技術有關。許雅惠很早以前就推測曾國可能有巨大的鑄銅工業與能力，現在看來是正確的評估。

現在曾國考古已經出土很多東西，不過未來還有值得期待之處。筆者認為：第一，曾國的晚期都城規模不小，城牆厚實高大，在漂水與㵐水之間，近溳水，且可能壓在現在隨州市區下；第二，城中可能有規模很大的鑄銅作坊，鑄銅作坊應該很精彩；第三，早期的曾都城，除了最早的廟台子遺址以外，漂水以東應該還有更大的遺址，以及西周中、晚期曾侯家族的墓葬群。

昭王南征中的曾、噩、鄧

從前面的討論，我們知道曾國是西周最早期被派遣到曾，切斷並接收商的金道錫行，建立新的多目標的金道錫行，並且負責南方防線的「底線」，這條底線就是「棗隨走廊」，以內是南土，以外是南國，南土是周王朝認定的領域，南國則是外國。防線上另外兩個重點是噩國與鄧國。這條防線有兩個潛在的威脅，一是楚國。楚國的領域本來在丹陽一帶，屬於南土，但卻被周王朝逼迫退到荊山一帶，漢水以西。另一個是淮夷，淮夷的領域在曾國以東，主要是在淮河流域，這是周公東征以後的後果，淮河本來是山東的濰河，現在散佈到淮河流域，與當地既有的原住民與政體合流。在東邊方面周王朝另外有以蔡國、胡國等為主的防線面對，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周昭王（r. 977/75-957 BCE）南征是西周王朝面對南方的一件大事，推測主要原因是楚國不斷坐大，對於曾－噩－鄧的防線以及南方金道錫行構成了威脅，特別是通往宗周的丹江走廊，只要楚國威脅到鄧國，就可能造成銅、錫錠的斷供。為了穩定南方的情勢，昭王決意南征，大規模的行動至少有兩次，《今本竹書紀年》記載昭王南征第一次在第十六年，雖然越過漢水，但「遇大兕」，以隱喻的方式表達，其意不明，但軍事行動可能並不太順利。近出〈京師畯尊〉（06514），也記載「涉漢伐楚，王有繇功」，可能就是這次涉漢，也講得很隱晦。第二次在三年以後，昭王十九年。根據《呂氏春秋・音初》記載昭王大軍在渡過漢水時浮橋斷裂，昭王、祭公以及大軍並落水，雖然靠著人高馬大且力大無窮的辛餘靡將王與祭公從漢水中撈起，但昭王已不幸溺斃。《今本竹書紀年》則寫道「天大噎，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周昭王溺死於漢水，六軍皆喪。這是周王朝面對南方的一大挫敗，也是楚國逐漸坐大的開端。《左傳・僖公四年（656 BCE）》齊桓公征討楚國的藉口之一是「昭王南征而不復」唯楚是問，楚莊王則回應「君其問諸水濱」，可見昭王南征楚國失利，確有其事。但即使有楚國的事，可能也是使用陰謀，兩軍並未實際交鋒。此刻的楚國，已經因為長期處於南方，開始建立了對南方風土的理解，作戰方式也不相同。

除了傳世文獻記載以外，最重要一批資料來自北宋重和戊戌年（1118 CE）在今孝感市的孝南區，出土一批青銅禮器，號稱「安州六器」。其中有六件作器者名「中」，受祭者名號都是「父乙」。「中」是一位商遺貴族，根據〈中甗〉（00949），在周昭王的一次南征時，他擔任先鋒，「貫行設居，在曾」，打通修繕道路，以利王行，聯絡沿途的大小諸侯國，在汝（臨汝）儲糧準備，並且先行打理周王在曾的行在。曾在南方的關鍵地位顯露無疑。周王又派遣史兒傳令，讓中出使到附近封國，「中」聯絡了方、鄧、洀、翏，然後在噩師駐軍。方應當在河南方城一帶，鄧，如前所述在襄陽。洀可能是《左傳・桓公十一年（701 BCE）》與隕、蓼（翏）、隨、絞共同伐楚國的「州」，地望不詳，應該也在南陽盆地。翏為西翏，在湖北棗陽的湖陽鎮。此時另一位將領伯買父已經到漢水中間幾座沙洲建立據點。〈中觶〉（06514）銘文記載周王又在「庚」校閱「公族」部隊，操練士兵，作臨戰的震撼教育。李學勤以為庚就是唐，在唐河流域唐河縣附近。銘文中出現「南宮」，出面賞賜表彰「中」。由於南宮伯括就是曾國的首位曾侯，筆者以為對於周王而言，曾侯一直還是記憶中的南宮。賞賜「中」的馬來自厲侯，厲亦見於西周康王時期的〈太保玉戈〉南巡銘文，其地在隨縣東北百里殷店一帶。「中」除了在不同場合接受賞賜以外，也受到封賞，〈中方鼎〉（02785）記載，周王在「寒」地駐紮，賜中以「」為采，還派遣大史為他舉行祭祀儀式，推測就在孝感附近府河或其支流的岸邊高地，安州六器出土地點。銘文中的大史應該就是黃陂魯台山M30出土的〈公大史鼎〉（02339等）銘文中的「公大史」。公大史姬姓，把女兒嫁給在魯台山掌控銅、錫交易的商貴族「長子狗」。公大史在安州出現，並且把女兒嫁到南方也顯示昭王之所以頻頻在南方佈局，準備將國土延伸到棗隨走廊以南。針對楚國動武，可能因為楚國的擴張影響了銅錫料的供應，且對於周佈局南方有威脅。

典藏于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的〈靜方鼎〉（NA1795）也記載昭王南征。〈靜方鼎〉的作器者「靜」也是商遺貴族。他也同樣為周王打理南征的行在，最後也被賜以「采」，並且管理在曾、噩師。推測他的采地應當離曾、噩不遠，曾、噩師是在曾（湖北隨州西花園遺址）與噩（湖北安居羊子山墓地）附近駐紮的王師（屬於周王朝國家的軍隊），而非曾或噩的族軍，所以由周王直接派遣人來管理。有趣的是周王派遣管理王師卻派遣商遺貴族，可見在西周早期偏晚的階段，有許多殷遺貴族已成為周王朝的「不侵不叛之臣」。

另外兩件〈中方鼎〉（02751, 02752）則將南征這年以大事記年稱「惟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如前所述，南宮可能就是曾侯，他是伐虎方的先鋒，王親自出馬，由中貫行，並且將王居設在謝，途中禽獲罕見的生鳳，將鳳上呈給王，因此受賞作器。謝後來成為東遷以後申國的都城。具有同一大事紀年的〈郼甗〉（NB0853）則記載郼受王命出使繁，繁就是繁湯，在河南新蔡附近，距離當時楚國相當遙遠。〈郼甗〉出土於晉侯墓地M114，發掘團隊認為此墓墓主為晉侯燮父，郼是他的私名。可見昭王南征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計畫，遠在山西的晉侯燮父也參與了這項計畫，不過他負責的是預防性阻斷楚聯繫淮夷的工作。筆者認為「虎方」，指的就是楚荊，或許荊字原本有作為意符的雙足獸就是虎？

從昭王南征的相關紀錄，特別是銘文所提及地點，以及銅器出土地點的分析，把他們都繪製在地圖上，我們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周王朝早期棗隨走廊的曾－噩－楚的佈局，以及南陽盆地諸侯國的狀況。分析相關的河流、路線，方能深度理解〈曾伯桼簠〉所謂「金道錫行」的運行方式。

曾、楚史的連動——楚都丹陽的問題

青銅器銘文所見昭王南征所觸及的地名與國名深度分析，會發現過去關於楚國早期都城的地望產生了一個新的限制；昭王兩次征伐楚荊都「涉漢」，也就是渡過漢水。而且從銅器銘文顯示昭王南征時經由南陽盆地往曾、噩集結，然後「涉漢」，甚至在漢水中間的沙洲島嶼設置基地。如是，則楚國國土必然在漢水的西邊或南邊，這就牽涉到楚國早期國都丹陽所在，以及何時遷徙的問題。楚早期都城丹陽的地望過去有丹淅說、秭歸說與枝江說。關於秭歸與枝江二說，劉信芳曾經提出一個有意思的看法，他認為丹陽這個名稱之所以會在秭歸與枝江出現，是因為熊渠封三個兒子為句亶王（康）、鄂王（紅）、與越章王（執疵），句亶、鄂、越章都與地名有關。他指出越章又稱就章、戚章，是沮章的音轉，沮漳是沮水與漳水匯流以後的名稱，沮水與漳水之間就是荊山。沮漳河入長江時在枝江東轉九十度與長江平行到江陵才入長江，扼要地說，劉信芳認為是越章王將丹陽這個地名帶到此地。同樣地他根據音韻分析，句亶其實就是高唐、瞿塘，就在秭歸附近，秭歸的丹陽之名是句亶王帶來的。如是，則丹陽的地望只剩丹淅一說。依據《楚世家》，分封三子為王的熊渠約在周夷王、厲王的時代，單純從《楚世家》考量，遷移到漢水以西，荊山以東的楚君，應當在熊繹與熊渠間的熊艾、熊亶、熊勝、熊楊之間，以熊亶、熊勝的可能性較高。

關於楚都丹陽的討論，石泉利用綿密的文獻分析，證明最早的丹陽在陝西商縣附近，後來遷徙到丹淅之會附近。此一說法，極有說服力。更戲劇性的是《清華簡・楚居》的出現，顯示楚在穴熊（即鬻熊）時代居於「京宗」，在熊繹時代遷徙到「夷屯」，到熊渠的時代遷徙到「發漸」。穴熊約當周文王，熊繹約當周成王。但是熊繹以下的世系《楚世家》與《清華簡・楚居》中有順序與人名有齟齬。高江濤認為傳世文獻中丹陽往往與漢中對稱，所以丹陽與漢中一樣是一個區域，而夷屯則為地名。他認為淅川下王崗遺址西周早期文化到西周晚期文化間有連續性，西周晚期的文化是明顯的楚文化，推測丹陽這個區域是早期的楚文化發展的搖籃。所以，一併考量以上觀點，鬻熊居於京宗（或許就是荊宗）在陝西商縣，就是石泉所說的第一個丹陽。熊繹時代遷徙到夷屯，就在丹、淅地區的丹陽。但是《楚居》以為熊渠遷徙到發漸，但是同樣居於發漸的熊艾，在《楚居》中排在熊渠之後，但是在《楚世家》中卻是熊繹的下一代，兩者有好幾個世代差。由於《楚世家》或《楚居》，他們所依據的楚國世系與居地，都是口傳一段時間以後，才被以文字紀錄下來的。從昭王南征「涉漢伐楚」看，應該是在昭王以前，楚國的都城就已經遷徙到漢水以西，荊山以東的這片地帶。

總之，曾、噩、鄧以及昭王南征相關地望的確定，限制了楚國都城所在的解釋空間。筆者認為周王朝對於楚一直不放心，所以楚並未如鄧、噩一樣被封為侯。楚國本在丹、淅一帶，對於周王朝金道錫行往關中的路線有影響，應當是被周王朝逼迫離開丹、淅，前往荊山，才會有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艱辛歲月。這滿肚子委屈也讓熊渠開始國土擴張，伐庸與揚越，並喊出：「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的響亮口號（《楚世家》）。

結論

一個不見於傳世文獻的西周封國——曾，透過一連串的考古發現，逐漸串連起它的歷史。它的歷史，從征服晚商的曾國開始，就與「金道錫行」有密切關係，這是一門不錯的生意。昭王南征的相關銅器銘文，又協助我們把金道錫行的地緣連結整個建構起來。昭王南征的理解，還可以幫助我們解開楚國都城的謎團。

總之，曾國的歷史還有缺環，但是透過空間分析，我們可以告訴考古學家應該把焦點放在哪裡。

參考文獻

徐少華，《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上海：中西書局，2021）。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增補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

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劉信芳，〈楚都丹陽地望探索〉，《江漢考古》1988.1: 62-68+82。

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

武漢大學歷史系，《西花園與廟台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擂鼓墩二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襄樊市考古隊等，《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青銅器銘文

參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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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銘崇/「金道錫行」與曾國小史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金道錫行與曾國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