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處境：臺灣殖民地，沒有性教育！
蔣渭水（1890-1931），日治時期臺灣的醫生社會運動家曾兩度在《臺灣民報》上發文，感嘆殖民地的少年男女缺乏性教育：
現代的日本國的學校教育，還欠關於性教育一門。若在中華民國則老早就設專科，指導思春期的少年男女的性教育，尤是關於性衛生一方面，特別注重。臺灣的學校教育既然是日本教育的延長，對於性教育一門毫不關心，亦屬當然的事情。但是無知的少年男女，因此一失足成了千古恨的，又不知凡幾？[1]
依蔣渭水之見，最可怕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是「自瀆遂情」或是感染花柳病。即使沒有罹患花柳病，自瀆或是尚未發育成熟就實行性交，仍然會破壞「神經能力」，影響一生的幸福！
圖1 蔣渭水（1890-1931）
少年男女是幾歲呢？蔣渭水說，在臺灣，女生大概十四五歲，男生大約十六七歲。德國人對這個年齡層很早就有深刻的認識，稱之為「恐慌時代」，而美國的教育家斯斗爾（Joel Dorman Steele, 1836-1886）則提醒老師們應特別注意他們的變化，如果在二十歲之前，能有效引導，度過危險，「就可得終生幸福。」蔣渭水警告，倘若放任恣慾，遭到誘惑而陷入罪惡的深淵，則「情慾驅騁不知所止」，一輩子就完了！
那麼，老師們又該怎麼注意呢？蔣渭水建議：不論男女，只要還在學，不到二十歲不准他們性交，如果發現學生有自瀆遂情的「畸形性慾」，要嚴厲處罰，絕對禁止。但他承認，懲戒不是最好的辦法，還是應該將男女間性關係的一切知識詳細地教給十四到十六歲的學生，由少年男女自發地將生理慾望轉換方向，才能避免終生不幸的危險。所以他呼籲：「性的教育、尤其是關於性的衛生一門，實不能有一日的疏忽。」無奈的是，他在文章最末感嘆：「這種教育在臺灣卻是目前不能找到的」！
蔣渭水的焦慮不是孤立現象。二十世紀初，歐美列強環伺，東亞各地競相以富國強兵自保圖存，青少年是未來的棟梁，他們的身強體健是國家發展的基礎，而性的衛生則是關鍵。十九世紀末以來，留歐返日的學者已經開始提倡性教育，醫學專業人士如富士川游（1865-1940）發表論述、舉辦演講，羽太銳治（1878-1929）不但出版性慾常識的專書，還因東大新生健檢時決定檢測男性生殖器而遭非議。倡議風起雲湧，1908年眾多論者在報刊發表意見、熱烈辯難，試圖界定性教育的適當年齡、教師和課程內容。社會運動家出身的國會議員山本宣治（1889-1929）不僅主張將帶有貶抑的「自瀆」改為「自慰」，更積極發起普查，嘗試全面瞭解日本人的性知識、性態度，乃至性行為模式，期望能將實用資訊納入學校規劃，最好從小學就開始施行性教育。
圖2 二十世紀初日本倡議性教育
中國的發展稍微晚些，但並未落後太久。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份子，將生殖醫學視為現代科學的分支，性的認識與保健也是衛生現代性的一環。性教育的倡議，往往結合多重目的，從婦女解放到人口控制不一而足，核心目標一樣是為了強國保種。1923年，上海《教育雜誌》出版專號分析，性教育不僅是醫學知識的一部份，更是確保女子能夠接受公民教育的基礎。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府才在前一年修訂了學制，放棄清末以來實驗的日本規格，改為美國的六三三四制：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初級中學成為正式學校教育的其中一個階段，中國也出現了第一批叫做「初中生」的群體。十二歲到十五歲，正是蔣渭水說的「春機發動期」，他們的課程中有一門「生理與衛生」，而教材課綱正包括了性與生殖的專章。儘管因為編寫者專長與風格有別，各本教科書的重點內容或有差異，但至少從1923年開始，「性」成為中華民國初中生學習的常規組成部分。
不過，在討論日治臺灣之前，得先說說對於中國的教科書作者而言，「性教育」的重點是什麼。現存第一本出現性與生殖知識的「生理衛生」課本，應該是宋崇義在1923年出版的，他在「編輯大意」中說：「生殖一節，從前以礙於普通教學，大抵從缺，實亦主要器官，何可偏廢，今性教育倡行於世，故本書應研究之需求，特為增入。」說的是「性教育倡行於世」，但課本要教的卻是「生殖器官」，性與生殖的緊張與拉鋸，在日本的論辯與實作中，同樣可以窺見。
圖3 中國第一本出現性與生殖知識的「生理衛生」課本（宋崇義出版）
蔣渭水顯然知道中國的新發展，並且呼籲臺灣應該採行類似的教育政策。然而，殖民母國的日本，在經歷激烈論爭、社會反響，甚至包括羽太銳治自殺、山本宣治遭暗殺等震撼事件後，日本政府最後決定將性知識排除於普通教學之外。最初是基於道德考量，後來則受戰爭意識形態影響。性在二十世紀上半，從未成為日本普通教育中的固定內容。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儘管偶有蔣渭水等知識人的呼籲，臺灣對於現代「性」的追求，仍然難免受限。
其實，日本國內的實際情況也非鐵板一塊。教育人士持續倡議，一直到1925年仍有基督教團體廓清會，根據高島米峰和三輪田元道等人之議，上書文部省，主張「小學生徒宜施性教育」（《臺灣民報》1925.7.12四版）；東京第一中學校則有老師教導男生紀錄未來妻子的月經週期、測量基礎體溫，以便掌握最佳受孕時機（感謝Izumi Nakayama博士告知）。而教育家市川源三（1874-1940）1922年擔任東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的校長時，更親自出馬，徵引希臘神話和《聖經》〈雅歌〉，引導女生討論婚姻的意義，體會性的美感，並進一步質疑容許男性納妾卻要求女性守貞的文化傳統。
圖4 市川源三（1874–1940）時任東京府立第一高等女學校校長
市川源三也曾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文章，主張「性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應當以適當的方法施行性教育，並且針對母親、小學老師、中等教育教師該如何進行，分別提出三點、四點和七點建議。他表示，母親在家裡若碰到兒女提問：「小孩子從哪裡來？」絕對不能以輕浮的無稽之談應對，必須表現鎮定，說明性是嚴肅而非醜惡之事。小學校老師可以在適當時機，教導孩子植物的生殖作用（注意，不是動物），告訴少女如何處理月經保健、少男如何注意遺精問題，而且應該男老師教男學生、女老師教女學生。至於中學校、高女和師範學校的老師們，除了不可表現對性嫌惡，以及男教男、女教女之類的基本原則外，也應注意另外五件事：一、不要特別設立名為性教育的課程，二、要隨時視情況適合時教導，三、教導時不可激起不必要的性好奇，四、只教導內生殖器，不教外生殖器，五、只教到婚前即可，不可涉及婚後。雖然市川沒有明說婚前教什麼、婚後又如何？不過應該可以推測，他規劃的中等學校性教育，應該只能講述內生殖器知識、身體衛生，頂多訓誡男女交際，絕對不能討論會觸及外生殖器的性行為議題。
這些事件，包括性教育辯論、醫生和校長們的意見，在臺灣也曾獲得報導，不論在臺日人或臺灣本地人，只要讀書識字，都有可能接觸到。1908年，正值性教育辯論高峰時，富士川游曾召集東京高輪佛教中學的數百名學生，在大禮堂授課，說明生殖系統的功能和保護方式。消息一出，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立刻報導（1908.9.3），並將之定位為日本向西方學習的具體表現，強調富士川游在演講中完全避免低俗言詞，將重點放在說明過早過度使用生殖器官造成的傷害，並勸誡學生在性交之前，務必先請教醫師。
富士川游的講座，著重生殖器官的科學知識與衛生保健，強調禁慾和節制，完全符合蔣渭水的主張。然而，即使臺灣的中等學校教師打算呼應蔣渭水的倡議、依循富士川游的範例酌情教導，恐怕仍然面臨一項現實困境：缺乏合適的教材。
教材：即使想教，也沒課本？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對臺灣並無完整而明確的教育政策，僅設立「國語學校」教授日語文，1919年頒佈《臺灣教育令》後，教育制度初具規模，七歲女子可以就讀公學校，修業六年畢業，再進入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修業期限三年。1922年修訂《臺灣教育令》，納入同化政策，施行內臺共學，公學校入學年齡降為六歲，六年畢業後的女學生，依據《高等女學校令》，可申請進入高等女學校，修業期限四年。之後若再升學，則有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和師範教育等選擇，教育體系趨於完備。不論男子就讀的中學校或女子就讀的高等女學校，都有理數科，教授數學、物象和生物，女子學校則另有家政課程。（游鑑明《日據時期的女子教育》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1988）
那麼，性教育相關知識會出現在哪一類教科書呢？日治時期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目前存於國圖臺灣分館，其中確實有不少當時的生物科教本，然而瀏覽檢視，可以發現其中對動植物的繁衍著墨不少，卻不見人類生殖的說明。再說家政。殖民時代的女子教育，以培養賢妻良母為目標，健康資訊集中在家庭衛生，如飲食營養、環境清潔，技能資訊則環繞裁縫花藝。高女的家政課本，偶見母嬰保護，但性與生殖，卻鮮少觸及。也就是說，日治臺灣普通教育中的性別角色期待相當明確，性教育則難得一見。
目前總督府圖書館藏教本中至少可檢出二十二種「生理衛生」課程相關的教科書、教師手冊和考試參考書，不少從解剖、生理和保健等幾方面教導人體知識。然而，正如蔣渭水觀察到的，這些教材對性與生殖幾乎一致保持沉默，只有兩種例外。
圖5 總督府圖書館藏教本中的「生理衛生」相關教科書
臺灣現存最早觸及性教育的課本，可能是大森千藏1899年初版的《普通生理衛生學》。不過，他是為了說明他的課本為什麼不討論，在〈緒言〉中稱：「既為普通教育用，生殖篇從缺，信為妥當！」
二十二種教材中，真正首度提及生殖系統的，是古田川所著《生理衛生學講義》。他從女性內生殖器開始介紹，如卵巢形狀，卵子，月經，受精機制，胚胎在子宮內的發育，胎盤、羊膜、臍帶的相關位置與功能，以及懷孕四十週後的分娩歷程。然後，以一段文字簡介男性生殖器。接著便說明人類做為動物，生殖器之別即為男女之別的基礎，並指出女性因為孕產的緣故，骨盤大而脂肪多，又為了避免妊娠中的危險，畏懼外物侵擾，故一般皆顯退縮。反之，男性為了使女性受孕，並保護退縮的女性及其所產嬰兒，便生成體型健壯、聲音宏亮、性格勇敢。
由於館藏該冊講義並未標示出版年代，僅註記是1916年由他人寄贈總督府收藏。換言之，該書是否實際在臺灣使用過，又或者內容原本即以中學階段青少年為主要授課對象，皆難以確定。進一步比對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之館藏目錄後，可以推知，古川這本書是1906年由東京「大日本國民中學會」出版。該學會1902年創立，以函授課程推動教育普及為宗旨，據說在四十週年紀念會時，已經有超過195萬名學生結業。古川書中將性別差異全面歸因於解剖構造的論述方式，顯示其成書背景尚未納入內分泌系統的相關知識，卻仍呼應了二十世紀之交對性教育的倡議風潮。
倒是松下禎二在1914至1915年間初版的一套兩冊教師手冊《新撰生理衛生》包括了生殖專章（東京：裳華房）。該書〈例言〉中稱為中等教育程度之學校教員參考用書，並說明可搭配以下六種現行教本：丘淺次郎著，《中等教育生理衛生教科書》，丘淺次郎著，《女子理科生理衛生教科書》，開成館編輯所編纂，《新定教科生理衛生學教本》，安東伊三郎著，《生理衛生教科書》，吳秀三，《新撰生理衛生教科書》，和高等女學校理科研究會著，《高等女學校用生理衛生及礦物教科書》。既然松下的教師參考書中包括了生殖系統，推測他所支援的六種教本中，應有部分也納入性與生殖的衛生知識。而且丘淺教本特別標明「理科」，似乎普通教育中的女學生也有機會傳習相關知識。
我在台灣尚未找到這六種教本，但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所藏丘淺次郎和吳秀三的教本，其實並無性教育內容。其他開成館編輯出版的教本不少，也都不見性與生殖專章。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大量明治、大正以及昭和初期的中學生理衛生教本，雖然部分提及生長發育階段，但仍限於男女呼吸、排泄、循環等功能之別，並不涉及性與生殖，顯然符合文部省的課程標準。
松下禎二將「生殖系統」安排在教師參考書下冊第五編，包含三章，瀏覽目錄，似乎能夠一窺大正時代日本醫學博士認為哪些是所謂的性教育議題：
第一章〈生殖器官之解剖〉（共四頁）：
第一節：雄性生殖器
第二節：雌性生殖器
附錄：乳房
第二章〈生殖生理〉（共七頁）：
第一節：受精卵的發育
第二節：半陰陽、性格顛倒、去勢、生殖腺的作用、保卵巢雄獸、保睪丸雌獸、思春腺、思秋腺
附錄：乳汁分泌
第三章〈生殖器的攝養〉（共五頁）：
（說明手淫和房事過度之害，約一頁）
附錄：胎兒的精神生活，超過三頁
松下對生殖系統的介紹，頗有特色，或許是教師參考用書的關係，他對部分內容描繪詳盡，並且喜歡舉些奇特的故事以為佐證。例如，他以功能命名器官，稱內生殖器為蕃殖器而外生殖器為交接器。又如，他稱子宮為扁平的梨子狀，又詳加描繪卵巢與卵子，並指出性腺的重要。他稱雄性睪丸有「思春腺」，雌性卵巢有「思秋腺」，前者發動性慾而後者協助生產，從內分泌的源頭區別了男女的身體，顯然和前述古川田在十多年前就出版的醫學知識有別。
松下書中異國風情故事隨處可見，而且對乳房和性向等課題特別關注。譬如他說：南美有例子顯示男性乳房刺激之後也可能泌乳，並且這種刺激包括身心兩方面，又在比較人乳和牛乳的成分後，指出英國有例子顯示母體過於激動，乳汁將毒死嬰兒。雖然，同時代的各類教本不乏男女之別的意見，但如松下這般列出專節說明性別倒錯和陰陽人的，卻不多見。而且他在介紹生殖器官解剖之後，隨即敘述「變態」及其案例的編排方式，也不免令人聯想到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精神醫學式身體觀，及其對日本性學所產生的影響。
松下書中的插圖也有些特色。例如，卵巢只畫一個，而非一對，並且首見以裸女方式呈現腸胃病的診斷圖，不知是請人繪製，還是另有所本。
圖6 松下禎二教本插圖舉例
更有趣的是，〈生殖器的攝養〉一章破題禁止手淫和房事過度，警告將導致性病和不孕，不僅和同時期的中國教本類似，也和蔣渭水等臺灣菁英的焦慮相呼應。然而這個部分，僅佔一整章保健知識五頁中的一頁多，其他超過三頁的篇幅，都用在附錄「胎兒的精神生活」，著墨保護的對象在於嬰幼而非青少年，似乎預設的讀者是母親（或扮演母親指導者角色的父親）？其中松下引書強調胎教的重要，舉文王之母太任為典範，符合明治以來日本女教的傳統，卻是同時期中國追求現代化的生理衛生教本不曾看見的。
總督府圖書館存留的二十二種「生理衛生」教材中，課本數量有限，用於應付考試的參考手冊倒是多達十餘種。這些或由醫學博士、或由中學和師範學校合格教師編撰的參考教材中，無一例外，皆未設立生殖章節，顯示它們搭配的課本應該也無相關內容，而且考試也不會考。換言之，雖然明治（1867-1911）和大正（1912-1925）時期的倡議和調查中，性教育曾被視為根除手淫等「惡習」和性病等「惡疾」的終極手段，但1920-1930年代日本相關論述的走向，卻以帝國擴張的人口政策為主，強調母嬰保護，而非性與生殖。
檢視日治臺灣青少年學校教育的教材可知，性教育不是殖民政府關注的重點，至少在一般教學體系中，蔣渭水的呼籲未曾獲得回應。
誰是最佳師資：醫生？母親？取法自然（長大就會懂了）？
官方政策將性教育排除於課程體系之外，補充教材大部分也對生殖議題保持沉默，這就是殖民時期臺灣的基本狀況。然而，既然松下禎二的教師手冊中專設三章論及性與生殖，理論上，如果有中學教師認為有必要、或者對此議題感興趣，應該可以在課堂教學時引用松下手冊中的部分內容？或者，至少可以援引其中各種「性變態」的故事，來警戒學生避免不當性行為？可惜，截至目前，我還未能看到任何這類課堂筆記或口述訊息。
事實上，也不是所有教師都有意願傳遞性與生殖相關的資訊。譬如武內貞義，他曾任臺北小學校教諭，後來調升臺北商業學校，前後在臺灣任教二十多年，對臺灣社會環境甚感興趣、全面考察，還在1914年出版了一套名為《臺灣》的專書。而他在1911到1913之間，從日本參加文部省主辦的暑期講習返台後，便在《臺灣教育》期刊上連載了七篇文章，將聽講所得：「榊博士的教育病理治療學」摘要內容陸續發表（nos. 116–131, 1911.11.30–1913.3.1）。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主題，正是性教育，而他的結論是：臺灣不宜。武內一方面援引《禮記》〈內則〉，主張七歲男女不同席，另方面提醒臺灣乃溫熱之地，兒童早熟，性慾早發，不應仿效日本內地名流專家妄言性教育，否則無異搧風點火而無力澆熄。
前面已經說過，修身等課程雖未包括性知識，卻不乏男女防隔等明確的性別規範。「男女七歲不同席、不共食」的儒家教訓，在倫理家政等教科書中屢見不鮮，也經常出現在報章雜誌反對性教育的論述中。而武內文中提及的另一特殊背景：臺灣的亞熱帶氣候，也經常成為論述的資源。
《臺灣學校衛生》（vol.5-3, 1942.9.1）曾經刊登日本內地的調查報告，發現雖然同為日本人，東京少女的初潮是十三歲九個月，但身處南太平洋殖民地（如塞班島）的日本女孩兒，卻提早在十三歲就月經來潮。熱帶令人早熟，早熟就表示太早停止發育，日本人無法長得像歐美人民一樣高頭大馬，對強國保種不利，這在日本國內學校衛生的教育政策中已多申論。何況，溫熱氣候激發性慾，已經夠糟糕了，又怎麼能再以性教育火上澆油呢？
除了教育界人士，臺灣警察的態度也很關鍵。在調查少年犯罪成因時，警察協會的報導常將性犯罪比例偏高歸咎於熱帶氣候，認為不論是臺灣本島人或在臺日人都受影響（王珮瑩，《日治時期臺灣「不良少年」的誕生》，清華大學歷史所碩論，2010）。在此背景脈絡下，還要倡言在學校談論性議題，刻意激起不必要的好奇心和性慾望，更是不智。
然而，在臺教師與社會評論家中，其實也有不少人將溫熱氣候當作支持青春期甚至更早就應施行性教育的論據：正因為這些男女學生迫切需要相關知識，以防未來生活失序並造成社會問題，所以更應及早讓他們獲得正確知識。濱武元次（1878-1937）就是贊成性教育一派的人士。
濱武元次熟悉羽太銳治的性教育主張，決定付諸實行。他認同性教育的根本義：在以科學的性知識取代因不純正的外在刺激而自然喚起的性意識。由老師找適當時機發揮，讓青少女間接接觸性問題，挑起青春發動期的好奇心，這些都不對，只會弊害叢生。不如直接請專家，也就是醫生，來負責授課。濱武1921年出任臺南高女校長後，次年即邀請臺南醫院的井田醫師授課，從醫學立場主講科學知識，包括性衛生、胎教，以及育兒方法，但絕對避免涉及性慾內容！其實，和前述東京高女校長市川源三的教育內容大同小異。
圖7 濱武元次（1878–1937）
濱武元次1916來臺，先主掌臺南中學校，1921出任臺南高女校長後，厲行改革，1925北調臺北第一中學校校長，1931又升任掌理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在日治臺灣的教育界可謂風聲水起，消息經常見報。除了因其屢獲晉升外，也因倡議改革高女制服、評論中國和朝鮮的教育、參與各類教育會議，以及批評歐美婦女運動等事而備受矚目。他宣稱在臺南高女的性教育實驗成功，應該推廣到全臺各地。雖然我們沒有資料顯示他在其他學校也施行了性教育，卻可從期刊報導中得知他的倡議並非毫無後繼者。1930年代就有高雄小學校的女老師，在回名古屋參加全國小學女教員大會時，準備就臺灣性教育的理論與實踐進行報告。未料，由於該題太過熱門，與會者眾，無法讓每一位參與者發言，因此這位來自高雄的日本女老師最終未能報告自己在臺灣的觀察與意見。
然而，濱武元次的實踐亦非毫無爭議。寓居臺南的記者今村義夫（1893-1925），在濱武1922年首度在臺南高女進行實驗課程時，便在《臺南新報》上連續發表專文。後來又將他的評論彙整，以〈臺灣の女學校と性教育〉為題，收入他考察臺灣的專書《臺灣の社會觀》（實業之臺灣社台南支局，1922）。
社會評論：記者和基督教婦人會
今村義夫服膺日本教育家宮田修（1874-1937）的意見，認為性教育的目的在於解決包括娼妓、私生子和花柳病等社會問題，應以促進優生為前提教導青年男女戀愛交往和婚姻道德等議題。因此對今村而言，性知識絕對不僅僅是科學知識，也就不應以醫生為首要師資。今村同意宮田修的主張，認為最初應該由母親在家中教導，其次是學生能信賴的老師，最後才由醫師上場。他質疑濱武的課程，認為即使醫師完全不提性慾問題，也難保青春期的女生不會聽得面紅耳赤，怎麼可能平靜而專注地坐在教室中上課呢？
圖8 〈臺灣の女學校と性教育〉
依今村之見，日本受現代文明侵蝕，崇尚歐美個人主義、低級婦女雜誌流行，加上為了逃避勞動辛苦，人們易於追求性慾刺激並從中獲得解脫。雖然在臺日人的情況沒有內地嚴重，但內臺家庭主婦權力大卻品味低而素養差，連小學校兒女的功課都無法指導，更別提性教育了。內臺人如此，遑論本島人。今村主張，性教育的老師，應該是熟知現代文明，能看透其弊病，有辦法以「性」作為切入點，教導學生個人道德、社會議題，甚至國家需求的人。而臺灣不像東京、大阪或京都等都會區，有足夠的師資，要在學校教導性教育，根本緣木求魚。
前面提到武內貞義，這裡介紹今村義夫，基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存在差異的想法，而反對在臺灣推行性教育的論者，不一而足。至於誰最適合擔任施教者這一問題上，今村也非孤例。1931年，日本基督教社會運動家林歌子（1865-1946）受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臺北支局的邀請，以「現代婦人的覺悟」為題，來臺發表演講。矯風會批判日本男人蓄妾多妻，主張廢除公娼，也反對遊廓文化，認為和人口販賣，特別是女童販賣脫不了關係。演講會中，林歌子說日本少女進入娼妓業，大多在十八歲左右，但臺灣少女卻早在十六歲就已入行！顯然是因為亞熱帶氣候，溫暖導致性早熟。因此，臺灣應該更早展開性教育，最好就由母親在家中以純潔的態度教導女童為宜。（《臺灣日日新報》1931.10.13四版）
性教育在學校缺乏正式課程，但在社會上顯為熱門話題，特別是如果能閱讀日文，報章雜誌議論不斷，內臺人和臺灣菁英的環境中，與性教育的距離實在不遠。日文版《臺灣日日新報》有「婦人與家庭」專欄，1933年就曾刊出「性教育篇」的專號，介紹新書，也請日本醫生發表意見（1933.12.1六版）。例如醫學博士朝岡稻太郎接受訪談，警告少女若無性教育，將影響婚姻生活，主張由母親教導適婚年齡的女兒。又如醫學博士青木義作，認為五六歲幼童就應該開始接受性教育，才能在進入中學特別敏感的年齡之前，就先具備正確性知識，避免錯誤性行為。
廣告來搭順風車：婦人湯藥和醫療器材
性教育既為眾所矚目，商業廣告趁勢運用，也就不足為奇。日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23.5.23三版）即可見無名氏說故事：一位婦女因未曾接受性教育，對自己的身體缺乏認識，導致生病卻隱瞞，最終毀了一生幸福～！長篇大論之後，才貼上中將湯廣告圖示，說明藥品功效和銷售資訊，暗示一切都還來得及，只要購飲中將湯！另一則看起來是推廣醫療器材（1928.7.24八版），宣稱所銷售的サーク，既能興奮生殖器神經，又能抑制青春期性慾，還可預防不自然的變態性行為，標題則是「青年時期最妨礙學習的因素—性慾的煩惱及其抑制」！
圖9 性教育作為商業宣傳的修辭
サーク標榜可以拯救青年免於「有害性慾」，和蔣渭水的擔憂遙相呼應。然而，前述大部分的講課、辯論和文章，多出於日本專家，對象也以島內日本青少年為主。截至目前，我尚未能找到主要招收臺灣學生的學校校長或教師，針對性教育議題，發出和蔣渭水類似的喟歎或呼籲。然而，這並不意味臺灣的知識份子未曾以其他方式參與推廣性教育。
被殖民者的行動：報刊專文和公開講座
受限於殖民地位，臺灣菁英對於在學校教導性知識，缺乏著力點，只能致力於社會推廣。《臺灣民報》除了報導日本專家倡議辯論性教育的消息，也常轉載中國教育家的文章。來自上海務本學校的論文〈教育進化論〉（慈志生，1924.5.11五版，續篇則題為「教育進化觀」1924.6.1四版），將人類教育的演進分為五個階段，而性教育正是最後最高階段應該包括的內容！也有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的來稿（黃宏鑄，1924.2.11三版），針對缺乏性教育表達不滿。
蔣渭水自己，則早在倡議學校性教育之前，就曾在《臺灣民報》上連載七篇〈婦女衛生〉（1924.7.1, 7.21, 8.1, 8.11, 9.21, 10.11, 10.21），從初潮講到停經，隨著女性發育成長的各個生命階段，諄諄教誨應當注意的衛生保健知識，並且不忘提醒節制與禁慾的重要！《臺灣民報》在1930年改名《臺灣新民報》後，仍持續有臺灣醫生發表文章教導婦人衛生（郭東周，1932.1.1, 1.9, 1.16, 1.30, 2.6, 1933.11.6三版）。《民報》之外，也有其他報刊（如自1928創刊的《曉鐘》），發布美國公共衛生局分送家庭性教育讀本的消息，並藉機摘要介紹其中內容（佚名〈性的教育〉，1931.12.18）。
報刊專文之外的另一管道，便是公眾演講。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夏天報導了磺溪會（1902創立）在彰化的活動（1928.8.3四版），開幕致辭之後的第一場演講，由京都臺灣同鄉會會長呂江水主講，講題就是戀愛、性慾和婚姻。磺溪會主要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校友組成，經常舉辦教育推廣活動，著名的醫生兼詩人賴和（1894-1945）也列名其中。這次演講會由於事前未能獲得官方批准，一再被警告制止。不過，報導中稱，儘管被打斷數次，當晚磺溪會的成員仍堅持對在場聽眾講演，直到十一點鐘被命令解散為止，連續講了三個小時！
圖10 磺溪會（1902年創立）
圖11 霧峰一新會（1932–1938）
中部除了磺溪會，還有霧峰林家的一新會（1932-1938），由林獻堂留學返台的長子林攀龍（1901-1983）創立主持，推動民間教育，包括週末開辦的日曜講座。講員男女各一，女性講員的題目大多環繞男女平等、婦女教育、賢妻良母等，也有題為「妊產婦與初生兒之衛生」或「幼兒教育」之類的課題。一新會設有各種部門，其中1931年獲得臺中州產婆執照的洪瑞蘭，曾經擔任一新會衛生部委員，自己就講過十一場，講題除了「家庭改革與妻之財產」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性教育的實行方法」！可惜，一新會的檔案記錄只留下各次演講的題目，沒有紀錄或摘要，因此難以確認產婆洪瑞蘭關注的性教育內容（李毓嵐，2002）。[2]如果以上述臺灣醫生和日本教育家發表的言論推測，洪瑞蘭演講的重點或許仍不外婦女衛生、節制性慾和母嬰保護？
磺溪會和一新會舉辦講座，臺灣醫生在報刊發表專文，這些努力，其實正從側面映證了蔣渭水的感嘆：臺灣因是殖民地，所以沒有性教育！他所說的性教育，不是社會團體的推廣講座，也不是診所醫生對（已發或潛在）的花柳病人一對一教學，而是針對臺灣的少年男女無法在學校教育中獲取性與生殖的知識而發。
Teaching Sex in School 作為一個議題
近代東亞出現新的教育制度、學校體系，根據學制，一個人的學習人生分為幾個階段：小學、中學（初中、高中），以及大學等高等教育。與此同時，1920年代以來內分泌知識獲得確認並廣傳東亞，一個人的發育會受荷爾蒙影響，似乎眾人皆知，不僅醫學或教育專家，一般論者也常「思春期」、「春機發動期」朗朗上口。兩相加成，「中學生」成為一種新的類別，正好是一群從兒童期進入青春期的男男女女。他們應該接受什麼教育？獲得哪些和自己身體相關的知識？常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的課題。
爭論不休，因為性教育確實有揮之不去的難題：一、是否教？需要學校教育嗎？還是長大了自然而然就懂了呢？二、誰來教？母親在家裡教？還是到學校由老師教？市川源三大概會以校長身份親自跳下來教？或是如濱武元次邀請醫師來教？三、何時教？醫學博士說：五六歲學前兒童就應該為未來激情期做準備！還是如基督教團體上書文部省建議從小學生徒就開始？或者等到上初中？四、怎麼教？要特別設立性教育課程嗎？還是由修身、倫理、生物、或任何課程的老師視時機發揮即可？或者就在「生理衛生」課本中納入「生殖系統」一章正好？五、教什麼？應該多多著墨各種「變態」作為警戒，包括手淫、房事過度、性倒錯、陰陽人，以利產生嚇阻作用嗎？還是應該只講內生殖器，迴避外生殖器和任何性慾問題，以免刺激好奇，越教越危險？
環顧左右，訪問親朋，不知道有多少人會覺得自己的性教育啟蒙來自學校課程和老師？確實，如果考試不考，到底能引起學生多大注意呢？但是，爭論卻如上述，在近代以來各個時空屢見不鮮！（即使是1908年之後將近一百年的日本，2003年時仍然可見在國會殿堂針對學校性教育質詢爭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jz4wi7f8）
為什麼？因為學校性教育雖然不是個人獲得性知識的唯一管道，甚至可能根本不是什麼重要的管道，但，卻是國家政策、社會體制、倫理宗教、甚至商業宣傳等各方力量匯流論述的場域。換言之，應該也是性別與醫療歷史研究不可忽視的課題。
臺灣性別與醫療史的研究成果豐碩，舉凡女醫師、助產士、護理人員、生育文化、人口政策和健康照顧等都不乏專文。性及其產業的相關議題，如遊廓、娼妓與公衛的關係、性病防治等，近年也頗有專著。然而學校性教育這一題，長期以來乏人問津。解嚴之後中小學的健康教育課程受到女性主義和宗教倫理的挑戰，已有人類學、歷史學和教育學的年輕學者從教科書、教學現場實作，以及教育政策等方面稍做發揮（如楊佳翎，〈國中性教育的人類學初探—以性教育論述與課堂實踐為例〉清華人類所碩論，2002；余曉嵐，〈現代「性」的追求—臺灣性教育論述的歷史考察〉清華歷史所碩論，2005; 呂芝華，〈國民中小學性教育課程發展之研究—民國61–94年教科書內容分析〉新竹教育大學教育所碩論，2005.）。但長時段、貫時性的分析，卻仍少見。
我曾耙梳戰後一綱多本到一綱一本的歷程，主要從課綱和教材入手。口訪前輩，雖然獲得甚為有趣的訊息，但因太過稀少，僅能當作補充點綴（李貞德，〈臺灣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2， 2013）。當時也曾積極蒐羅日治時期的課程教材，卻發現乏善可陳。走頭無路，只能擱置，直到讀了蔣渭水，確認殖民地臺灣無法在學校教導性，也就難怪沒有什麼課綱課本可以分析了。蔣渭水創立大安醫院，主治項目之一正是花柳病。他憂心忡忡，倡議學校性教育，想必是理論學養加上實務經驗，希望制敵機先，才會有感而發！
蔣渭水說：「若在中華民國，老早就設專科、指導思春期的少年男女的性教育、尤是關於性衛生一方面」，確然不誤。而臺灣的少年男女，第一次在正規學校體制中接觸性與生殖的知識，正是中華民國到臺灣之後的事。不過，即使從1948年開始，臺灣初中生的「生理衛生」課程包括了生殖專章，它們的內容在今人看來恐怕仍覺匪夷所思？
圖12 臺灣性教育百年史？？？
（貞德按：生殖作用是繁殖子孫，插圖描繪祖父孫三代，全不見女人：）
儘管如此，至少在1968年改成一綱一本之前，臺灣少年男女仍有機會接觸各種類型專家作者的意見。取消部定本、性教育內容再度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則要到1980年代末解嚴之後了。
說起來，臺灣性教育百年史，其實也是一部臺灣政治社會思想史吧！
後記與致謝
本篇英文初稿以 “Sex Education in Colonial Taiwan—Searching for Modernity from the Periphery” 為題，發表於2026年1月12日史語所115年度第一次學術講論會，感謝張隆志博士擔任與談人，不僅提供寶貴建議，更轉知梁秋虹、莊勝全和魏龍達三位博士的高見和珍藏資料。會場問答時，張谷銘、吳嘉苓、張哲僥、鄭雅如，以及會後通訊中，李峙皞、吳孟軒、陳雯怡等諸位博士，都不吝指點重要思考方向。此外，現場和事後，師生群組中的年輕學友，包括鄭雅如、黃旨彥、許凱翔博士，以及施厚羽同學，也往返交換意見，分享中學時代的學習經驗，都令人益發感到此一課題趣味橫生！這個研究始於十五年前參加整合型計畫時，歷年來協助搜尋資料的助理：黃文宏、林昱辰、鍾嘉雯、沈瑋鴻、蔡宛蓉，居功厥偉！瘋狂準備講論會稿期間，剛好接獲柑仔店店主來信，提醒我輪值發文已近截稿日期！公私夾殺中分身乏術，大驚之餘遂心生一計：一週內將英文初稿增訂草成此篇中文。倉促之間，不僅難以達成歷史普及文章應有的流暢可親，也無法將上述諸位先進同仁朋友的意見悉數納入，謹能先在此一併致謝，並將精進研究期諸日後。
註腳
[1] 〈性的衛生——在春機發動期要行性的教育〉〈性教育的必要——在春機發動期要教以性的衛生〉《臺灣民報》，no. 270、no. 275（1929）。
[2] 「斬露頭角——霧峰一新會中的臺灣女性社會參與」（中研院台史所「流轉年華」特展 2011）
李毓嵐，〈林獻堂與婦女教育——以霧峰一新會為例〉《臺灣學研究》1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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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德/To Teach or not to Teach？That is the Question！日治臺灣的性教育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s://kamatiam.org/to-teach-or-not-to-teach？that-is-the-question！日治臺灣的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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